人際語用學視角下的關係研究

摘 要:

本文從人際語用學的視角,探究人際關係研究的新發展。

首先,討論關係的語用特徵,梳理它與面子、禮貌、情緒等研究之間的關聯性;然後,從研究範式、選擇對象等方面探討人際語用學中的關係研究,旨在呈現從傳統語言語用學到人際語用學研究中關係維度的變化與凸顯,拓寬人際語用學的研究範圍與視野,推動相關議題的新探。

人際語用學; 人際關係; 新發展

作者簡介:

冉永平,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語用學、語篇分析。

劉平,廣東外語外貿大學國際商務英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用學、商務語篇分析。

相關信息:

本文系廣東省哲學社科「十二五」規劃項目「話語和諧—不和諧取向的社交語用研究」(GD12CWW08)的資助以及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十二五規劃項目「商務語篇中元語用標識語的人際語用學研究」(GD14CWW05)的階段性成果。

(本文刊於《外語教學》2015年第36卷第4期)

1.引言

美國社會學家Erving Goffman(1967:5)將面子(face)視為「在社會交往中他人給予的積極社會評價」。

這無疑體現了社會交往的雙向性和多重關係,至此社會交往涉及的人際因素受到重視,並影響語用學研究。

其中,以Leech(1983)提出的人際修辭論(interpersonal rhetoric)、Brown和Levinson(1978/1987)的面子論及其禮貌思想為早期代表,顯示了語用學研究對人際關係維度的關注。

傳統語用學對面子與禮貌的研究涉及人際關係的相關維度,但缺少對關係的專門闡釋與概念化,主要是從靜態的視角,把關係看作影響語言使用的語境因素,分析的重點多側重於對面子、不/禮貌等的研究,關係僅雜糅在其中,並沒有出現單獨分析,這就未能充分體現人際交往中關係的語用特徵及其語用表現。

近年來,語用學的關係研究受到重視,不少學者注意到人際語用(interpersonal pragmatics)的新問題,以及出現新的研究熱點和主張(參見Arundale 2010; Haugh等2013)。

比如,Spencer-Oatey(2013)認為,對關係的研究不應該和面子研究混在一起,應該拿出來單獨研究。

關係被視為一種研究對象,出現了基於語言實踐(language practices)的自下而上的研究範式,探究人們如何利用多模態語言、非語言資源等,去建立關係、維持關係或改變關係,這拓寬了語用學研究中關係等語境因素的作用視域及其語用表現。

至此,關係不再是一種單純的語境因素而依附於對面子和禮貌的談論之中,它可以是獨立的研究對象,體現為一種交際結果或交際過程。

Enfield(2009:60)指出,關係是社會組織的首要構成,它應該成為語用學的關鍵點。

禮貌研究的焦點是人際關係,而不再是交際者如何實施禮貌(Culpeper et al.2010:599)。

據此,Spencer-Oatey(2011:3569)稱之為語用學研究的「關係轉向」(relational turn)。

為此,我們認為有必要從人際語用學的視角,去梳理和探討關係,以便重新認識語言使用中的人際關係,尤其是其語用特徵及動態的語用表現,為語用學研究提供新的啟示。

2.人際關係的動態語用特徵

針對人際交往中的關係,主要存在兩種認識:一是把關係看作一種語境因素或語境維度;一是把關係看作過程。

從語境關係的角度而言,關係往往是累積性的(summative),是離散的、獨立累積的結果(Arundale2010:139)。

這體現了關係的個體化特徵,也體現它的過程特徵。

在特定的人際關係下探究互動交流的過程、模式和效果,其實就是一種關係研究,離不開個體認知和情感及其相關表現。

Leech(1983,2007)、Brown&Levinson(1987)等對禮貌原則和面子威脅行為的研究,對自我面子(self-face)和他人面子(other-face)關照下的語言選擇分析,以及所提出的相關範式,涉及關係維度下的人際語用研究。

社會心理研究也持此觀點,如 Goff-man(1967)把面子看成個人的公共形象,強調個人面子的社會屬性,關注交際者如何調節自我概念的一致性以及個人認知體驗如何影響人際關係。

與此相對,有些研究把關係看作一種過程,認為它是非累積性的(non-summative),是在交際互動中構建和湧現的(Arundale 2010:140;Haugh et al.2013:6)。

為此,如果人際語用學把關係看作過程,就應該探究交際者如何利用語言及非語言資源,去構建交際主體之間的某種關係,這無疑會體現交際的主體間性、動態性和系統性。

把關係看作過程,就不存在 Brown 和 Levinson 人際模式下的自我面子或他人面子,主要是對交際語境中面子和關係的理解問題。

在面子建構理論(Face Constituting Theory)中,Arundale(2010)指出Brown和Levinson對自我面子和他人面子的區分存在問題,因為從關係角度,自我與他人是相對的,關係是辯證的,面子是在交際過程中由雙方聯合共建的。

尤為重要的是,關係的非累積性觀點認為,每個個體都是社會體系中的一部分,個體間不是簡單的同現(co-presence)關係,也不是對其他個體產生單向影響,而是雙向互動、互相依存(同上:139)。

因此,關係具有主體間性,是交際主體之間動態互動的結果,關係不是交際的動因,對交際行為的禮貌、恰當與否等的判斷是在交際過程中由各方磋商而定的,離不開廣泛的社會規約。

從社會建構論的角度,關係就是把個體連接起來的相互關聯的社會系統(Fisher&Adams 1994:20)。

Culpeper&Haugh(2014)指出,人際關係是在交際互動行為調節下形成的人際間的社會聯繫。

對人際交往的不同認識會影響對該過程所涉及的關係及相關概念的界定。

除了與人際交往直接聯繫的關係之外,相關概念包括和諧管理(rapport management)、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關係建構(relating)等,它們之間既有側重,但又有聯繫。

Spencer-Oatey(2000,2007)以及 Spencer-Oatey&Franklin(2009)把關係看作一種語境,並用「和諧管理」(rapport management)替代關係管理,認為禮貌原則和面子論存在對人際關係的闡釋缺陷,因為關係包括和諧與不和諧,語言學研究應該從更廣泛的人際管理角度去探究關係。

Spencer-Oatey&Franlin(2009:102)認為,關係就是一種「人們對人際之間和諧—不和諧、順暢—不順暢、熱情—冷淡的主觀感知」。

這擺脫了傳統的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研究中對禮貌與面子的依附,獨立描述關係,但仍未充分體現關係表現與建構的動態性。

Fisher&Adams(1994:18)指出,人際交往是一個發生於兩人或多人之間,並通過協同建立社交關係的過程。

可見,關係被看成一種過程。

同樣,Locher&Watts(2008:96)提出「關係工作」(relational work)問題,並把它定義為社會實踐中交際者在建構、維持、複製和改變人際關係過程中所付出的所有努力。

他們強調關係的動態性,也是把關係看作過程。

從更廣義上,Locher&Graham(2010)指出,人際語用學就是研究在社交場合人們如何使用語言,去塑造和建立人際關係。

毫無疑問,這裡的關係是過程。

Arundale(2010:138)甚至用「relating」取代「relationship」一詞,這無疑凸顯了關係的動態性和變化性,把關係概念化為「兩個原本沒有關聯的交際個體之間建立和維持聯繫」。

總之,人際語用學視角下的關係不再是靜態的語境因素,而是一種研究對象,關係研究就是在交際互動中考察關係的建立和變化過程。

3.人際交往中的關係體現

長期以來,我們主要是從面子和禮貌的角度去看待人際語用及所隱含的人際關係(Spencer-Oatey 2013)。

有的研究甚至將面子、禮貌、關係等視為人際交往的相同層面而交織在一起,但Locher(2013)則認為它們體現在不同的層面。

在Goffman(1967)、Brown&Levinson(1987)等看來,面子是交際者在相對於他人的自我站位中的根本需求。

Locher(2013:146-147)則指出,面子的呈現和接受方式是關係工作,關係研究的焦點是探究交際者如何進行選擇,以及交際過程如何動態地展開,而結果則體現為一種身份建構。

總體上,長期以來人們根據面子和禮貌等社交語用因素,去看待人際交往所涉及的關係,近年來針對人際關係的研究得到凸顯,出現了較多的專題研究(如Arundale 2010,2013a;Locher&Watts 2005,2008; Spencer-Oatey 2013)。

另外,傳統語用學致力於探究語言本質,較少關注語言之外的其它人際語用資源,除語言資源和社會文化資源以外,身勢語、情緒等非語言手段也應是人際語用學關注的對象(如Langlotz&Locher 2013)並進入相關語料的研究範圍。

下面簡要梳理關係在面子、禮貌及情緒等研究中的體現,幫助讀者了解關係研究的淵源及其發展脈絡。

3.1 面子研究中的人際關係

針對面子問題的早期研究普遍採用靜態、累積性視角,將關係視為一種語境因素。

雖然不同研究加深了對面子和關係的認識,但對關係的本質揭示不夠。

面子的概念最初來自中國,通過Goffman傳播到西方的社會學和語言學研究(André 2013:68)。

基於西方社會文化的人際交際規約,Brown和Levinson(1987)的面子威脅言語行為理論更加凸顯了人際交往中的面子問題,擴大了面子這一人際關係語用維度的影響力。

在Goffman(1955)看來,關係問題的核心是面子,面子是個人的社會屬性,是社交場合中正面社會價值的體現,也是根據人們認同的社會屬性所呈現的一種公共形象,人們會依據不同的交際場景,選擇構建不同的面子。

在Goffman基礎上,Brown&Levinson(1987)把面子看作成人正常的社會需求,他們所提出的面子理論主要關注如何通過語言使用,去緩和面子威脅性行為,進而保護聽話人的面子。

以上研究均以面子為主導,關係只是影響面子的社交語用因素。

後來,Locher(2008)和Spencer-Oatey(2007)把面子看作人際交往所涉及的積極屬性,並提出「關係身份」(relational identity)的概念。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Spencer-Oatey(同上)將人際交往的關係管理提升為人際語用學的研究對象,提出了更宏觀的人際關係管理框架,不僅涉及和諧、合作等積極的關係維度,還包括不和諧、威脅等消極的關係維度。

類似研究利於加深人們進一步認識人際交往中的關係問題以及關係的語用屬性。

然而,以上研究未足夠重視人際交往中關係建構的動態特徵,動態性沒有得到更多體現,過分強調交際主體的個人心理需求和願望,這不能很好地揭示關係的本質。

在人際語用研究中,Arundale(2010,2013a)等強調從交際互動視角把面子看作一種關係現象。

在Arundale(2010:2078)的面子建構理論中,面子是個體對交際中即時人際關係的理解,他把面子概念化為「兩人或多人在互動中建立的關係」或「互動中交際者共同建構的聯繫」,其間存在聯繫(connection)和疏離(separation)兩極之間的各種動態變化。

如何理解面子及在交際中關照面子和呈現面子,是人際交往成功的重要因素。

從人際語用的視角來說,我們需要重視交際者如何關照面子,進而做出特定的語言選擇,以及關注交際事件中類似選擇如何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和變化。

有學者認為,應該通過面子去研究人際關係(Arundale 2013a; Haugh 2013a),並呼籲對面子進行單獨界定與概念化闡釋(Haugh&Chiappini 2010:2073),以便更好地探究人際關係,尤其是面子和面子工作(face work)在語用學研究中的地位,因為面子涉及關係、社會道德、參與者的認知等相關問題,這些是當今人際語用學的關注焦點(Haugh 2013b)。

3.2 禮貌研究中的人際關係

禮貌研究就是人際關係研究。

早期的禮貌研究(如Lakoff 1973; Leech 1983; Brown&Levinson 1978/1987)主要以英語文化為背景,考察孤立語句所體現的身份、面子、關係等,屬於語言禮貌(linguistic politeness),試圖發現普適的禮貌準則、原則及策略。

在禮貌研究中,Lakoff(1973)和Leech(1983)把維持和諧的人際關係作為交際目標。

Lakoff(1973:313)提出「要清楚」與「要有禮貌」的語用能力規則,並直接把禮貌定義為一種人際關係系統,就是最大程度地減少人際交往中潛在的衝突和對抗,進而促進人際互動。

Leech(1983,2005)把禮貌看作對人際衝突的規避,與Lakoff不同,他認為語用學研究原則,並在 Grice(1975)的合作原則基礎上增加禮貌原則,指出遵守原則就是策略地規避衝突,維持社會均衡和良好的人際關係,所以稱之為「人際修辭原則」。

Spencer-Oatey&Jiang(2003)探究「社交語用互動原則」(sociopragmatic interactional principles),認為它們涉及更深層次的社會價值,屬於人際交往的語用制約,如果不遵守這些語用互動原則,就會出現與價值有關不同評判。

冉永平(2011)稱之為人際交往原則。

然而,Leech 等提出的禮貌原則缺乏實證,其普適性受到質疑,如Gu(1990)基於漢語文化的語用研究,提出不同的禮貌原則; 冉永平(同上)也指出這類原則是在特定文化背景下提出,其廣泛性與適宜性受到局限。

禮貌是避免人際衝突的策略,不同策略體現的禮貌程度存在差異,雖然有些言語行為本質上是面子威脅行為,但其威脅程度與社會距離、權勢以及驅使程度等有關(Brown&Levinson 1978/1987)。

其實,該思路將禮貌與人際關係聯繫在了一起,為人際交往中的關係制約提供了探究的路徑。

儘管他們區別了不同語境變量對言語行為策略選擇產生的影響,但具體討論則以「理想人」(model person)為例,並賦予了理性和面子的兩大特徵,聲稱該禮貌模型是描述社會關係的一種工具(Brown&Levinson 1987:55),然而這很容易偏離現實交際中的普遍關係以及不同社會關係下的人際禮貌差異。

也有學者從社會規範、會話契約與交際期待等角度看待禮貌,擴大了對人際關係考察的範圍及維度(如Fraser 1990;Locher 2004 等)。

Fraser(1990)提出了人際交往中的社會規範和會話契約,前者認為任何社會都存在一套可行的社會規範,交際行為與類似的規範一致時就是禮貌的表現,偏離規範的表現則是不禮貌的; 後者主張,交際雙方對各自權利和義務的理解指導其交際行為,如同會話契約一樣,約束其交際方式(Fraser&Nolen1981;Fraser 1990:232-233)。

從會話契約的角度,他們區分了有標記和無標記的情形,指出,人際交往中人們不會去注意禮貌現象,這是一種無標記的常規情形,就是遵循會話契約完成交際任務;人際交往中人們只會注意違背會話契約的現象,比如不禮貌等影響人際關係的非常規情形。

此外,Locher(2004)和Spencer-Oatey(2000,2008)還認為,判斷是否禮貌要依據社會規範與交際期待。

Spencer-Oatey(2000)提出了兩條帶有價值判斷的原則:平等與聯繫。

前者指人們有權利得到公平待遇;後者指人們有權利與他人保持符合他們之間關係的聯繫。

可見,人們努力從更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去判斷禮貌與非禮貌的社交行為,類似思想推動了人際語用視角下的關係研究。

近年來,禮貌研究呈現出一定的新特徵。

越來越多學者採用後現代的話語分析法,探究處於動態變化中的人際關係(如Locher&Watts 2005,2008;Locher 2013)。

Locher&Watts(2005),Watts(2010)等否認禮貌理論的普適性,認為禮貌不是語言結構的固有屬性,無法從理論或根據語言形式去判斷禮貌與否,主張自下而上研究禮貌,也就是從交際參與者的角度,結合具體語境,因為交際中的參與者通常知道什麼行為在什麼語境下才是適當的。

「適當」很接近Fraser等所提出的人際交往的「會話契約」概念。

Watts(2010:50)對「適當」問題給出了三點解釋:1)「適當」一詞與「禮貌」(polite)很接近;2)「適當」意味著交際參與者作為社會人,有許多選擇;3)「適當」是一級概念,需要從交際參與者角度進行判斷。

然而,他們把關係仍放在面子框架下討論,並未對其進行單獨的概念分析,認為任何人際互動都涉及面子磋商,也就是說,面子可以涵蓋更廣泛的人際意義,並從如下三個維度描述關係問題(Locher&Watts 2005:12):標記、禮貌、適當(見下圖)。

其中,標記(marked)分為負面標記、無標記、正面標記;禮貌(polite)分為不禮貌、非禮貌、禮貌、過度禮貌;適當(politic/approriate)分不適當、適當。

他們指出,從關係的角度來說,人際交往中大量的適當行為是無標記的,人們不會注意類似的交際行為。

標記性行為分三種情況:1)不禮貌或不適當的行為,屬於負面標記行為;2)過度禮貌、不適當的行為,也屬於負面標記行為;3)禮貌的、適當的行為,屬於正面標記行為。

禮貌性與適當性的關係是:禮貌行為總是適當的,然而適當的行為有可能是非禮貌的。

最近,Locher(2013:147)指出,當交際者依據權勢關係、社會距離以及驅使程度,選擇關係策略時,不能忽視歷史和社會認知維度,交際者的前經歷以及特定的知識圖式都會影響策略選擇及其效果。

同樣,Haugh et al.(2013:4)也指出,要從人際網絡、社交網絡以及社會文化等背景出發,考察關係是如何在溝通和互動中建構的。

可見,人際交往中的關係及其範圍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並逐漸成為獨立的研究問題,不再僅關注禮貌,不禮貌、人際衝突等的研究隨之蓬勃興起。

3.3 情緒研究中的人際關係

情緒可對交往中的人際關係產生重要影響,不過長期以來語用學研究未能重視互動交際過程中的情緒及其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Goffman(1967:6-8)把情感、情緒與面子結合起來,討論了交際者的感覺,如好壞、愧疚、尷尬、惱怒等多維度下的情緒問題。

從人際修辭的角度,Leech(1983)曾指出語言交際中的合作在於保持社會平衡和友好關係;Brown&Levinson(1987)指出採用禮貌策略是為了消除對他人面子的潛在冒犯或威脅;Lakoff(1989)認為,禮貌的目的在於減少交際雙方出現對抗的風險;在關係研究中,Spencer-Oatey(2011)隱含並始終貫穿了對情緒的關注。

儘管如此,Culpeper(2011)指出,情緒在人際關係的研究中卻未受到應有重視。

從人際交往的角度,Arndt&Janney(1985)較系統地研究過情緒,並指出成功的人際互動離不開情緒信號的發出與理解,否則很難維持人際平衡,並且把禮貌分為情緒交流和人際禮貌,其中情緒交流指變換的態度、感覺和其他情感狀態,包括語言、副語言以及身勢語等所傳達的信息。

基於Goffman的面子觀,他們還探討了人際禮貌,並根據Brown和Levinson對正面面子和負面面子的區分,將人際禮貌分為人際支持(interpersonal support)和個人自主(personal autonomy),其中面子磋商的支持策略是實現人際禮貌的核心手段,可通過語言和非語言的手段實現。

此外,Kienpointner(2008)從話語產出的角度探討了情緒對禮貌與不禮貌行為的影響。

Locher&Langlotz(2008)則採用綜合視角,從認知、語篇和情緒等方面去研究交際互動中的人際維度。

在微觀層面,Spencer-Oatey(2002)探討了人際交往中的「和諧敏感事件」(rapport-sensitive incidents),分析了對人際和諧關係產生顯著影響的情緒,如氣惱、尷尬、開心等。

在此基礎上,Culpeper等(2010)聚焦於具有人際負面影響的情緒,如冒犯、尷尬、羞辱等對人際關係的影響。

Chang&Haugh(2011)將商務互動中策略性的面子威脅行為與尷尬聯繫起來,對面子提出了新的闡釋。

以上文獻回顧顯示,早期的人際語用研究幾乎將人際交往中的關係等同於面子與禮貌,並相互交織在一起,近些年來關係維度的研究受到重視,並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人際語用學的分析對象。

人際語用學視角下的關係研究從更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看待面子和禮貌等問題,不再從靜態的角度探討特定人際關係對語言及策略選擇的影響和效果,而是根據具體社會、文化和交際情景等,聚焦於所有參與者,探究語言和非語言等多模態資源所呈現、建構和維持的人際關係極其變化,這為當代人際語用學的探究帶來了一些新變化。

4.人際關係的研究範式與選擇對象

4.1 相關的研究範式

目前人際關係研究主要存在兩種基本路徑:一是自下而上的語料驅動式(data-driven)研究,基於特定語境下的單向或多向的人際交往,探究人際關係的建構、維護等人際關係的狀態變化,以及人際效果等;二是自上而下的理論驅動式(theory-driven)研究,主要探究人際交往的普適模式、人際交往原則及策略,意在修正和建構相關的理論模式。

針對禮貌,Craig,Tracy&Spisak(1986)首次提出了一級禮貌(politeness1;first order)和二級禮貌(politeness2;second order)的範式區分。

後來,Eelen(2001),Watts(2003)等進行了細化,指出一級禮貌指社會文化集體成員所認識、談論的各種禮貌行為方式;二級禮貌是一個理論建構體,是社會行為和語言使用理論中的相關術語,只有在社會互動理論體系中才有價值。

換言之,一級禮貌是社會心理概念,是普通社會成員感知的常識性禮貌;二級禮貌則是研究者所認識的禮貌。

當然,這兩個概念也有聯繫,以下是Bousfield&Locher(2008:5)的論述,「一級概念是具有社會角色的人們對行為是優雅、禮貌、粗魯,還是不禮貌所進行的一種判斷,依據就是特定交際活動的常規,這屬於普通交際者對交際行為的理解。

二級概念是理論層面的判斷,但並不忽視一級概念,其實是以一級概念為基礎。

」

一級和二級概念的區分體現為兩種不同的人際關係研究範式。

謝超群、何自然(2005)指出,一級禮貌和二級禮貌的區分就是將交際參與者對自己語言行為的判斷與研究者對語言行為的判斷區分開來,這種區分觸及到禮貌研究中的方法論和認識論,以及語言行為實踐與語言行為科學之間的關係問題。

也就是說,關係的研究範式據此可以相應地分為一級範式和二級範式。

一級範式把關係看作過程,採用自下而上的路徑,在真實的人際交往事件中從交際參與者的角度,描述和解釋關係的動態建構與變化過程;二級範式把關係看作固定的語境因素,採用自上而下的路徑,從研究分析者的角度,致力於普遍模式和規律的發現與闡釋。

4.2 人際關係研究的選擇對象

在傳統的語用學中,包括人際關係在內的相關研究多採用杜撰的、內省式或實驗誘導性的語料,或基於理想化的模式,去研究面子和禮貌等人際問題,如Brown&Levinson(1987)的禮貌理論區分了對聽話人還是對說話人的面子威脅言語行為;Leech(1983,2007)從自我和他人的角度提出了禮貌準則。

相比之下,以上研究的重點在於說話人,分析其交際目的、意圖、認知模式、對話語和語境的操控或潛藏的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忽略了真實語境下交際者的話語理解與感受。

有的研究甚至限定話語的產出條件,如設計特定的交際角色和情景,操控話語的產出過程,試圖把說話人理想化。

後來,面子、不/禮貌等的語用研究開始轉向關注對聽話人的評價、聽話人回應等言談應對所體現的人際關係。

在關係研究中,說話人和聽話人具有同等地位,有時聽話人的言談應對所體現的感受和反應甚至更重要,是評判人際關係的動態依據。

更為重要的是,關係研究中不再簡單地把交際參與者分為說話人和聽話人,而是根據他們在交際互動中的角色地位進一步細分,因為不同的角色地位以及他們之間的關係會影響交際過程與效果。

Haugh(2013:52-72)提出了交際的參與秩序(participation order),認為不/禮貌經常被概念化為聽話人對說話人行為的評價,而評價是一種社會行為,不能用簡單的說話人—聽話人模式,而應該把交際參與者進行詳細的概念化。

因此,關係研究把所有的交際參與者作為研究對象,包括未出場的但對交際中人際關係產生影響的間接參與者。

此外,關係研究中的交際參與者應該是其身份可識別的個體,Stewart et al.(2005:60-61)採用「微觀社會」(micro-social)的視角去定義人際交際,就是人們在交際中把彼此當作人(as persons)。

「當作人」指交際者必須是有自我身份特徵的獨特個體,不是某個角色的扮演者、某種文化的代表者或一群無法識別個體身份的電視觀眾(Stewart 2009:32)。

同樣,Arundale(2013b:1)指出,關係研究關注小群體的交際互動,最小規模為一對一。

Knapp et al.(1994:9)曾列出了典型人際交際的四個條件:1)非正式的、無特定的人際結構;2)至少兩人參與;3)近距離的;4)個人層面的意識形態和心理方面的信息互動交流。

他們又進一步指出,人際交際也可能不受以上條件的限定。

首先,在機構情境等正式的、有特定結構的交際中,如醫患之間或經理與下屬之間,也存在人際交際;另外,表面上兩人參與的交際互動可能牽扯更大的社交網絡,因為個體可能屬於某個群體,那麼交際帶有所屬群體的特徵,如群內交際常規等。

對於人際交際的距離問題,在計算機輔助交際下距離和時間不再制約人際交際。

此外,交流內容也可能是社會和文化等其它信息,不能簡單地根據交流內容,去判斷是否屬於人際交際。

由此可知,關係研究中語料選擇範圍要滿足以下基本條件:1)交際互動是人際的,發生在至少兩人之間,語料包括所有直接和間接的參與者;2)參與者的身份特徵明確,可以觀察他們之間關係的建構與變化過程;3)交流的信息內容具有人際特徵,如存在心理、態度、情感等的表露與表達,不僅限於事實性的信息傳遞;4)交流方式可以是面對面的語言交流,也可以是計算機輔助的其它交際模態。

此外,人際語用學探究人際互動交往,其中語言與聲音、情緒、身勢語等非語言符號協同作用,傳遞包括人際意義在內的多種信息,也涉及多種關係的表達與建構。

因此,人際語用學不僅關注語言本身(O』Driscoll2013:170-181),所有可能提供人際關係證據和線索的方面,如情緒、肢體語言、副語言、環境因素(空間距離、時間)等都是可能的研究對象。

所以,重在關係的人際語用研究可以是影響人際關係的語言或非語言資源中任何一種交際行為或狀態,或者是任何對交際進程產生影響的行為或狀態,因此研究對象可能是某個話語、話輪、言語行為、某個肢體語言以及某種交際狀態(Goffman 1981)。

比如,店員用力搓手的動作可能表示感覺冷的意思,暗示顧客離開時幫忙把店門關上的意圖,迴避目光接觸可以表達不想交流的人際意願(參見O』Driscoll 2013)。

這些交際行為和狀態都富含了人際信息,傳達人際態度和情緒,觸發並影響人際關係。

5.結語

近年來,針對不同交際語境類型下人際關係的表現、建構、維護等動態體現,語用學的研究成果逐漸增多,表明人際交往中的關係維度受到更多重視,相關概念呈現出明顯的獨特內涵,這擺脫了長久以來人際語用分析對面子、禮貌等傳統概念的過多依附;同時,把關係作為相對獨立的研究維度,凸顯了人際語用學的發展。

在人際語用學視角下,關係不再是一種影響人際交往的語境因素,可以變成一種交際目的和結果,由此成為人際語用學的分析對象,比如基於真實語境下人際互動交際事件的多模態語料,探究關係的建立、維持等變化過程及人際關係效果。

類似研究可進一步拓寬語用學研究的範圍與視野,推動人際語用研究的新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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