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係管理理論及其運作

摘要:

語用學研究一定語境下的言語交際,包括語言產出與語言理解｡然而影響人際交往中語言產出的因素並不只局限於面子與禮貌｡Spencer-Oatey在20世紀中期注意到了這一盲點｡提出了以「面子､社會權利與義務和交往目的」為核心概念的關係管理理論(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並論證了關係管理的五大策略以及影響這些策略使用的三大要素,進一步發展了語用學對語言產出的研究｡本文主要系統探討關係管理理論產生的背景､理論框架及其運作,並進一步結合相關理論展開評價與思考｡

關係管理理論 面子 社會權利與義務 交往目的

作者簡介:

袁周敏,南京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用學｡

基金項目:

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應對微博公共事件的政府話語策略及其形象構建研究」(14BXW055)階段性成果｡

1.引言

關係管理理論(Rapport Management Theory,以下簡稱RMT)為英國華威大學應用語言學研究中心Helen Spencer-Oatey 教授提出｡該理論緣起於對交際中禮貌的研究,是語用學語言產出研究的最新發展｡Spencer-Oatey自己也直言,面子與禮貌理論忽視了面子的人際和社會視角,過多地強調其個體自由與自治(Spencer-Oatey,2008:13)｡基於此,她及其合作者(2000,2002,2003,2004,2005,2008,2009a,2009b,2011)提出關係管理理論,並指出了(Spencer-Oatey,2011:3569)語用學研究的關係轉向(relational turn)｡該理論則以2008版(2000年的進一步修訂)最為全面｡關係管理理論超越了關於面子和禮貌的研究,從語言產出的角度解釋言語交際中人們如何管理交際雙方的社會關係｡本文首先剖析該理論的核心概念,接著探討關係管理的策略以及影響這些策略使用的因素,繼而考察跨文化交際中的關係管理,最後對RMT進行評價與展望｡

2.RMT的三個核心概念

2.1面子(Face)

該概念涉及面子敏感性的管理｡對於面子的普遍性(人人關注面子),作者跟許多學者的觀點一致(例如,Brown & Levinson,1987;Leech,1983;Ting-Toomey & Kurogi,1998),她將面子定義為說話人所聲稱的正面社會價值｡面子與個人的身份或者自我概念(自我作為個體､自我作為群體､自我作為關係中的一員)密切相關｡因此,可以從個體面子､群體面子和關係面子三個方面展開分析｡包括人們的自我價值､尊嚴､榮譽､名譽､能力等等｡綜合這三個方面,人們通常將自己視作擁有某些特徵或者個性的個體,例如,人格優點､相貌特徵､信念､語言歸屬等等｡人們總是期望他人能夠給予自己正面評價,而不是認可自己的負面特性｡面子總是與人們情感上的敏感性特徵相關聯,然而這些特徵卻隨著不同的交際者､不同的文化以及不同的語境而有所變化｡

2.2社會權利與義務(Sociality Rights and Obligations)

社會權利與義務同人們的社會預期相關,表達了交際者對公平､體諒以及行為合適性的關切｡人們在交往中通常認為交際雙方擁有一系列的權利與義務,並且總是在這些社會權利與義務的基礎上對交往中的行為有所預期｡如果這些預期的行為沒有完成,則會影響人際間的關係｡

人們對社會權利與義務的預期是基於不同語境中的言語規範,例如法律協議框架下的交往､規約性的行為活動或商務會議等等｡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念下的交往規則被稱之為社會語用交往規則(sociopragmatic interactional principles, SIPs)｡交際者能夠根據不同的社會語用規則判斷交際雙方的角色和位置｡其中兩個根本的規則是公平權(equity rights)與互往權(association)｡(1)公平權是指交際者需要為他人著想,以確保雙方得到公平的對待｡公平權可以分為兩種類別,損益-受益(cost-benefit)類以及自治-控制(autonomy-control)類｡(2)互往權,即交際者需要與他人進行社會參與(involvement)以維護雙方的社會關係｡互往權也跟兩種因素相關:交往參與-交往分離(interactioal involvement-detachment,即交際者之間參與以及分離的程度);情感參與-情感分離(affective involvement-detachment, 即交際者之間相互關心､共享情感與興趣的程度)｡公平權與互往權的合適度會因交際者之間的關係､社會文化規範以及交際者個體偏好的不同而各有不同｡語境不同,交往目的不同,交際者對兩者的考量也不盡相同｡

2.3交往目的(Interactional Goals)

指人們在相互交往中的具體的任務/互動目的｡人們交往時總是帶有一定的目的,包括事務型交往或者關係型交往｡這種需要也會影響交際者之間的關係｡

管理面子､社會權利與義務以及交往目的構成RMT的核心內容,為便於理解,現將以上文字表述內容圖示如下:

3. 關係管理的策略

正如面子理論所指出的有些言語行為具有面子威脅性,關係管理理論則涉及到關係威脅行為｡需要注意的是,RMT中的行為對應的英文詞彙是「behavior」而不是「act」,因為前者更加強調語言使用的社會學與心理學意義,這與語言順應論指出的語言使用是一種行為(Verschueren,1999:6)(behavior)不謀而合｡RMT認為交際者之間的關係可以通過以下三種方式受到威脅:(1)通過面子威脅行為;(2)通過社會權利威脅行為/義務漠視行為以及(3)交往目的威脅行為｡假設你需要輔導員為你寫一封就業推薦信,但是到了截止日期輔導員仍然沒有寫好,那麼這位輔導員便有意無意地實施了交往目的威脅行為｡如果你認為輔導員有義務給你寫推薦信,那麼她的行為還威脅到你的社會權利｡又如,說話人沒有權力要求我們做某事,但卻硬性提出要求;或者說話人的說話方式過於親切,則威脅到了我們的互往權,我們都會感到被侵犯｡因此我們同樣可以從言語行為的角度分析關係威脅行為,但是RMT強調不僅僅要分析面子威脅行為,還應該包括上述的其他兩個維度即社會權利/義務以及交往目的維度｡並且,RMT還指出,並不是只有言語行為會威脅到人際間的關係管理｡因為所有的語言使用都會影響交際者如何適當地管理面子､社會權利/義務以及交往目的,進而影響當下交往中交際者之間的關係｡RMT將影響關係威脅行為的類別區分為5大域,定義為5大關係管理策略,並認為交際者不僅僅需要認真地考慮以言行事域(言語行為域)的要素,其他4個域同樣重要｡這5個域具體內容如下所述:

3.1 以言行事域

該域即Brown 和 Levinson所關心的言語行為域｡它涉及關係威脅/ 關係提升言語行為的實施｡例如道歉､請求､讚揚等等｡

3.2 話語域

該域指向交往中的話語內容和話語結構｡包括話題選擇､話題管理(會話中需要考慮個人話題的合適性)以及信息的結構與序列｡另外,敏感性話題與頻繁且突然性的話題轉換都會影響交際中的關係管理｡

3.3 參與域

該域指的是交際者在會話中的參與情況,包括會話的程序､例如話輪轉換(重疊､話輪間的暫停､話輪轉換的權力與義務)､在場交際者是否參與以及聽眾反應標記(言語的/非言語的)的使用與否｡

3.4 語體域

該域涉及交往中語體的選擇,例如,語氣的選擇(嚴肅還是玩笑)､與體裁相匹配的詞彙､句法的選擇以及與體裁相配的稱呼語或者敬語的選擇｡

3.5 非言語域

該域則指向交往中的非言語行為,例如手勢或者其他的身體動作､目光交流以及身距等｡

作者將這5個域中各種因素的使用稱作關係管理策略,例如以言行事域中的言語行為策略｡作者坦言,禮貌/面子研究的大量文獻主要集中於言語行為的分析,這也是RMT分析的一個重要方面｡Spencer-Oatey認為言語行為策略包括三種分析方法:即言語行為成分的選擇(語義成分分析法,參見袁周敏,2009)､言語直接-間接性程度以及升級語/降級語的類型和數量｡接著以請求為例列舉了下列三種不同的分析方法,具體如下:

(1)語義成分分析法

(2)言語直接-間接性程度分析法

(3)升級語(upgrader)/降級語(downgrader)分析法

其他4個域的關係管理策略研究包括,在話語域可以考察會話的整體結構及其序列結構;在參與域中可以考察對話中的話輪轉換,等等｡對於關係管理理論而言,需要在各種策略選擇的組合性上做更多的研究,因為在一次會話中,交際者並不只是像研究者那樣為了集中研究而只單獨考察一種關係管理策略｡在這方面,作者做了較好的嘗試,她本人在研究漢英商務話語中便對以上5個域及其每個域的策略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詳細的分析(Spencer-Oatey,2008)｡國內較早關注這一理論的學者為冉永平教授,他從衝突話語(冉永平,2010)､冒犯話語(冉永平､楊巍,2011)以及緩和語(冉永平,2012b)分析中驗證了關係管理理論的解釋力,並認為與Verschueren(1999)的語言順應論(linguistic adaptation theory)相比,關係管理理論更能闡釋衝突性話語對人際關係的社交語用制約(冉永平,2010:155)｡袁周敏(2015)最近運用以上5個域作為框架詳細分析了醫藥諮詢會話中諮詢顧問建構不同語用身份(pragmatic identity)所採取的會話策略｡李成團､冉永平(2012)認為漢語中的隱含否定言語行為是說話人間接地否定對方的觀點､立場､身份等非話語命題內容的一種隱性言語行為,具有維護當前語境下人際關係的「和諧-維護/增強」語用取向｡也有研究(賴小玉,2014)結合關係管理理論與不禮貌模型探討不禮貌的維度問題｡那麼,影響這些策略使用的因素又是什麼呢?

4.影響關係管理策略使用的因素

4.1關係傾向

關係傾向可以區分四個方面,關係提升傾向､關係保持傾向､關係忽略傾向和關係挑戰傾向｡除非說話人明確通過選擇關係管理策略表達其中的傾向,否則,交際者很難清楚地分辨對方具體的傾向性｡但是不管怎樣,交往意圖是真實生活交往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因此,任何一個關係管理的理論描述都應該探討交往意圖｡

4.2 語境變量

(1)參與者及其之間的關係｡包括參與者的數量､權勢､距離､以及特定交際中權勢和距離

之間的關係｡

(2)信息內容:損-利的考量｡說話人和聽話人實施不同的言語行為對雙方的損利程度各不相同｡例如,要求對方順道送你回家與要求對方特意把你送到機場,其損的程度相差很大｡社會交往中,我們需要考量話語中的平衡(equilibrium)｡例如,如果A幫了B的忙,那麼兩者之間一個輕微的不平衡便產生了,A幫的忙越大,就越不平衡｡道歉和致謝則是典型的維持平衡的言語方式｡因此,除了2.2提到的兩個根本規則外,即公平權和互往權,平衡性則是社會語用交往規則的一個關鍵成分｡要想維持和諧的社會關係,在公平權和互往權的層面上,都必須儘可能地達到平衡或者正向不平衡(陳新仁,2004)｡

(3)社會/交往角色｡人們在具體的社會交往中,通常有較為確定的角色,例如老師-學生､僱主-雇員､朋友-朋友､店員-顧客､主持人-會議參與者等等｡這種角色分工不僅影響交際雙方的權勢和距離,人們也會對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權利與義務期待｡

(4)活動類型｡交際活動的類型同樣能夠影響關係管理策略的使用,例如,演講､面試､法庭審判話語中,交際者之間的話輪更替等情況也會有所不同｡

(5)對語境的整體評估｡以上4點所描述的語境特徵在具體交往中表現為動態性穩定｡任何一個社會交往開始之前,交際者頭腦中便有一個大概的交際活動框架,相對穩定地考量參與者之間的權勢與距離､權力與義務､交往目的等等;然而,隨著交往的推進､周圍環境的改變､話題以及參與者的變化,交際者需要動態地系統性地衡量各種語境參數以便更好地進行關係管理｡這一點在Brown 和 Levinson(1987)描述交往中的面子工作的時候也有類似的表述｡Spencer-Oatey(2008:39)也指出今後的研究需要更多的關注交際者在這種動態語境中如何使用各種語言資源進行關係管理｡

4.3語用規則與慣例

該因素主要包括兩類:社會語用規則即前面提到的公平權與互往權(1.2)以及語用語言慣例,主要體現為語言使用者的語用語言能力｡

以上四大點構成關係管理理論的主要內容,但是作者的理論建構並不止於此｡下面簡要介紹該理論對跨文化交際的貢獻｡

5. 跨文化交際中的關係管理

語言使用中的文化差異對語言使用的合適性具有重要的影響｡不同文化的交際者對同一言語行為的理解不盡相同,因此RMT認為跨文化交際中的關係管理需要認真考慮以下五個方面的因素:(1)語境考量的範式｡不同文化的交際者對語境因素的衡量有所不同｡比如,中美文化對師生關係的理解大不相同｡(2)社會語用規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們在言語交際中會適用不同的語用規則｡有些文化圈的交際者交往時更多地傾向謙虛;而其他社會的人則更為關注真誠｡(3) 語用語言慣例｡例如,不同文化圈的人或許在某一特定語境下都認為實施道歉言語行為比較合適,然而如何傳達道歉的語用語言慣例卻不相同｡有的藉助解釋說明表達歉意,而有的文化則傾向直接承認錯誤｡(4)基本文化價值｡跨文化交際心理學已經指出文化價值的一些普遍維度,並對不同文化群體在這些維度上的差異進行了區分｡這些更為宏觀的差異影響甚至制約具體語境中的關係管理｡(5)管理策略｡不同語言系統有著不同的關係管理策略,例如法語中的T/V之別以及日語語言中的敬語謙語之分｡Spencer-Oatey(2008)認為我們在跨文化交際中需要仔細考量以上5種因素以提高文化敏感性,更好地對交際雙方的關係進行在線管理｡

6. 評價

關係管理理論的出發點是基於如何有效地避免關係威脅行為從而對交際中的人際關係進行成功的管理｡該理論提出威脅關係的3種行為並探討關係威脅行為的5個域和影響關係管理策略使用的3個因素｡這3類關係威脅行為､5種管理關係威脅行為的域以及3類影響關係管理策略使用的因素構成了關係管理理論的核心內容｡

我們知道自面子概念提出以來,語用學的一個重要課題便是面子與禮貌的研究,其分析框架通常是面子理論(Brown & Levinson,1978,1987))與禮貌原則(Leech,1983),著眼點多為話語中的言語行為分析｡面子的概念首先由Goffman(1967)提出,他從社會學的角度將面子定義為某種感情投資｡ Brown & Levinson(1987)指出面子是禮貌的主要動因並進一步將面子概念細化為正面面子和負面面子｡前者指人們企求保持正面個體形象,比如期望受到讚許和認同;後者是人們期望自己的言行不受他人阻礙,擁有言行的自主性｡然而,許多學者對面子的這種闡釋提出了異議｡例如,Matsumoto(1988),Ide(1989)以及Mao(1994)都曾經指出在日本與中國語境下,社會身份(social identity)比面子更為重要｡Matsumoto(1988)認為日本人更為看重交際者在群體中的位置､與他人的關係以及是否為他人所接受和認可｡無獨有偶,時隔十年,Gu(1998,轉引自 Spencer-Oatey, 2008)進一步指出面子理論中的自治､強加度等等雖然也存在於東方文化語境,但是這些因素與面子的相關性不強｡許多學者(Gu,1990,1998;Arundale,2006;Bousfield,2008)認為面子概括性不強,不能解釋人際衝突的多元性,也沒有充分考慮到文化適應性｡我們認為認為語句本身無所謂禮貌不禮貌,某一話語是否有損面子或者是否禮貌是交際者對語境的整體評估與判斷,正如Fraser & Nolan(1981:96)指出的「人們所認知的不禮貌實際上是由句子所在的語境決定的」｡

鑒於此,RMT另闢蹊徑,超越了從語言單位分析面子和禮貌的傳統套路,從整個語言產出的角度將影響交際中的人際關係因素擴展到3類(除了面子之外,還有社會權利/義務以及交往目的),將具體分析方法從言語行為擴展到5個域｡而公平權與互往權的概念的提出則克服了禮貌原則(Leech,1983,2005,2007)中各種規則的重疊及其無限開放性的局限｡關於語境變量的論述也進一步推動了語境學與語用學關於語境的認識｡Spencer-Oatey(2013)近來則直接指出關係應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而不是依附於面子研究｡下表主要概括了面子理論､禮貌原則與關係管理理論之間的聯繫與區別｡

RMT的提出緣於對言語交際中語言禮貌問題的研究,特別是對跨文話交際中的話語衝突現象的觀察與思考,但是其目標卻遠遠超出解釋交際中的禮貌問題,而是用來指出言語交際中交際者如何管理交際雙方的關係,因此理論目標具有語用解釋理論的普遍性｡Spencer-Oatey(2000,2008,2009)指出RMT旨在探究人類交際中關係管理的一般性,既適用於跨文化交際,也適用於一般的人際交往｡它以社會語用為視角,更多地關注說話人及其語言產出,因此不同於從認知語用出發研究聽話人及其語言理解｡從這一點上來說,其目標建構類似於語言順應論(Verschueren,1999)｡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對語言選擇中的語用理據,該模式比Brown & Levinson 的面子論及Leech 的人際修辭論更能提供新的解釋,以及說明互動交際中社交關係的維護､威脅與建構…,我們可將人際和諧管理模式視為一種具有普遍解說力的人際修辭模式,它並不針對特定語言或特定文化下的人際關係管理(冉永平,2012a)｡

正如作者在2008版第一部分引言中所述「該理論框架旨在探討人們如何使用語言進行人際關係管理…..採取社會語用學的視角考察說話人及其語言產出」(2008:9),由此看來,RMT是從社會文化的角度建構的關於說話人如何產出語言的理論,是關於使用的「連貫的語用學理論」(Chen,2009:Ⅹ)｡在具體的理論運作層面,作者也在不斷修訂､完善該理論,｡2000年版中公平權概念中細分為三個次則, 損益—受益(cost-benefit) ､平等—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 ､以及自治—控制(autonomy-control),新版(2008)刪除了平等—互惠(fairness-reciprocity)以防止次則之間的交叉重複,將平等—互惠納入損益—受益進行解釋,因為兩者本質上是相通的｡原版中的互往權包含參與､移情和尊重三原則｡鑒於尊重也是情感表達的一種方式,新版將其修訂為兩原則,即交往參與-交往分離與情感參與-情感分離,將原版中移情和尊重原則納入情感參與-情感分離框架中｡這些細微的修訂不僅簡化了理論本身,防止細則運作的衝突,也有利於讀者的理解,同時體現了作者精益求精的治學精神｡

當然,該理論在克服面子理論與禮貌原則不足的同時,也並非毫無瑕疵｡冉永平(2012a:5)指出在有的語境中面子與互往權難以區分;另外,從認知角度看,面子和身份涉及人們對個人形象(self-image) 的不同認識,容易將它們等同起來｡類似問題還有待深入探究｡在2000年版本中,作者(2000:15)將面子區分為素質面子(quality face)和社會身份面子(social identity face),但在2008年新版中,則沒有做這種區分,而是提到了面子和身份(identity)與自我概念(self-concept)密切相關(Spencer-Oatey,2008:15)｡至於對這種理論變化的原因,作者沒有作出進一步的說明｡對交往目的如何影響關係管理以及以言行事域之外的其他4個域並沒有做具體的分析｡對3類關係威脅行為之間的相互關係也缺少論述｡另外,該理論的三個核心概念,即關係管理的三個方面,面子管理､社會權利與義務管理以及交往目的管理似乎不在同一個層面,這些都有待我們從理論與實證兩個方面進一步進行探討和驗證｡

7.結語

本文探討了RMT產生的背景､理論框架及其運作,在此基礎上,將其與面子理論和禮貌原則進行了比較｡RMT從言語產出的角度入手,圍繞關係威脅行為,提出對面子､社會權利與義務以及交往目的進行管理進而管理交際雙方的關係的思想｡由於它吸收了社會心理學的成果,關注面子的人際和社會視角,並從平衡的角度考察社會權利與義務,其應用前景十分廣闊｡但是,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其核心概念之間的關係以及影響關係威脅行為5個域的具體分析方法等還有待我們進一步研究和探索｡

參考文獻:

Arundale, R. Face as relational and interactional: A communication framework for research on face, facework, and politeness[ J ].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 2006(2):193-216.

Bousefield, D. Impoliteness in Interac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8.

Brown, Penelope, Levinson, Stephen C. Politeness. Some Universals in Language Usage. [M] .CUP, Cambridge, 1987.

Chen, Xinren. A New Coursebook in Pragmatics[M]. Beijing :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9.

Goffman, E. Interaction Ritual. Essays on Face-to-Face BehaviourM]. Pantheon, New York, 1967.

Gu, Y.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modern Chi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0( 14): 237-257.

Gu. Y. Politeness and Chinese Face. Lecture given in the department of linguistics, University of Luton, Summer, 1998.

Ide, S. Formal forms and discernment: two neglected aspects of universals of Linguistic politeness [J].Multilingua, 1989(8): 223-248.

Leech, G. N. Principles of Pragmatics[M]. London: Longman. 1983.

Leech, G. N. Politeness: Is there an East-West divide? [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2007(3):167–206.

Matsumoto, Y. Reexamination of the universality of face: Politeness phenomena in Japanese [J]. Journal of Pragmatics ,1988(12): 403-426.

Mao, L. R. Beyond politeness theory: 'face' revisited and renewed [J]. Journal of Pragmatics,1994(21): 451-486.

Spencer-Oatey, H. Rapport management: a framework for analysis [A]. In: Spencer-Oatey, H. (ed.).Culturally Speaking: Managing Rapport through Talk across Cultures[C]. Continuum, London,2000:11–46.

Spencer-Oatey, H. Managing rapport in talk: using rapport sensitive incidents to explore the motivational concerns underlying the management of relations [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02(34): 529–545.

Spencer-Oatey, H. & Xing, Jianyu. Managing rapport in intercultural business interactions: a comparison of two Chinese–British welcome meetings. [J].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2003(24): 33–46.

Spencer-Oatey, H.& Xing, Jianyu. Rapport management problems in Chinese–British business interactions: a case study[A]. In: House, J., Rehbein, J. (eds.). Multilingual Communication[C]. Benjamins, Amsterdam,2004:197–221.

Spencer-Oatey, H. (Im)Politeness, face and perceptions of rapport: unpackaging their bases and interrelationships[J]. 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2005(1): 95–119.

Spencer-Oatey, Helen. (ed.) Culturally Speaking. Culture, Communication and Politeness.London: Continuum,2008.

Spencer-Oatey, H & Franklin, P. Intercultural Interaction. A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asingstoke[M].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a.

Spencer-Oatey, H. Face, identity and interactional goals'[A].In Francesca Bargiela-Chiappini and Michael Haugh(eds.). Face, Communica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C], Editors: London and Oakville: Equinox, 2009b:137 – 154.

Spencer-Oatey, H. 2011. Conceptualising 『the relational』 in pragmatics : insights from metapragmatic emotion and (im)politeness comments[J]. Journal of Pragmatics,2011(14), 3565 - 3578.

Spencer-Oatey, H.Relating at work: Facets,dialectics and face[J].Journal of Pragmatics, 2013( 58) : 121-137.

Ting-Toomey, S. & Kurogi, A. Facework competence in intercultural conflict: an updated face-negotiation theory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tercultural Relations,1998(22) : 187–225.

Verschueren, J . Understanding Pragmatics [M]. London: Arnold,1999.

陳新仁.論語用平衡[J].外語學刊,2004(6):42-47.

賴小玉.家庭衝突中強勢反對的不禮貌研究[J].現代外語,2014(2):42-51.

李成團､冉永平.他人身份的隱含否定及其人際和諧的語用取向[J].中國外語.2012(5):34-40.

冉永平､楊巍.人際衝突中有意冒犯性話語的語用分析[J].外國語,2011(3):49-55.

冉永平.衝突性話語趨異取向的語用分析[J].現代外語,2010(2):150-157｡

冉永平.人際交往中的和諧管理模式及其違反[J].外語教學,2012a(4):1-5/17.

冉永平.緩和語的和諧取向及其人際語用功能[J].當代外語研究,2012b(11):4-10｡

袁周敏.論漢語直接抱怨語[J].語言文字應用,2009(1):48-59.

袁周敏.基於商業諮詢顧問話語實踐的身份建構研究[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2015.

(本文刊於《中國外語》2016年第13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