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認知語用學

摘 要:

認知語言學與社會語言學相結合產生了「認知社會語言學」,認知語用學兼顧社會因素產生了「語用學的社會認知分析法」｡通過深入考察這兩個學科以及相關研究我們發現:緊密結合「認知」和「社會」兩大要素將會成為21世紀語用學研究的重要方向,為此本文進一步提出了「新認知語言學」｡其「新」主要體現在:有機整合社會和認知兩大要素,且運用認知語言學的十幾種認知方式,分析語用推理和會話含意,這也是對認知社會語言學和語用學的社會認知分析法的新發展｡

認知社會語言學;語用學的社會認知分析法;新認知語用學;認知方式

作者簡介:

王寅,四川外語學院外國語文研究中心教授,研究方向:認知語言學,語言哲學,語義學,英漢對比｡

(本文刊於《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年第1期)

1.認知語言學與認知社會語言學

認知語言學於20世紀80年代在反思以喬姆斯基為代表的轉換生成學派(TG)的基礎上誕生｡TG基於「客觀主義哲學理論」,從「天賦性､普遍性､自治性､模塊性､二元論與形式化」等角度來分析語言與心智之間的關係,為全世界語言學研究開啟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功不可沒(王寅,2011:83-89)｡但人類總歸要進步,歷史勢必要前進,學術必然要更新｡自TG於1957年登場以來,經過近半個世紀的歷程後,以Lakoff､Langacker､Taylor､Talmy､Dirven等認知語言學家換位思考,提出了與TG學派全然不同的立場,認為語言學研究應基於非客觀主義的「後現代哲學理論」,應當從「體驗性､特殊性､依存性､整體性､使用性」等角度,依據「現實—認知—語言」的核心原則來闡釋語言的成因,認為語言不是先天的,而是來自於人們與現實世界的「互動體驗」和「認識加工」,從而又為語言學的理論與實踐開闢了一片新天地①｡一方面該核心原則從理論上撼動了TG的基本立場,同時也為語言教學帶來了許多全新思路｡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認知社會語言學,簡稱CSL)」,亦有學者稱其為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社會認知語言學,簡稱 SCL),意在將認知語言學和社會語言學(SL)緊密結合起來,在前者中融入後者的研究方法(參見王天翼 王寅,2012),這亦已成為認知語言學發展的最新動向之一｡正如 Harder(2010:1)所指出的那樣,當前出現了「the social turn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認 知 語 言 學 中 的 社 會 轉向)」｡德國的 Mouton de Gruyter 出版社於2008年編輯了系列叢書Cognitive Linguistics Research 第39卷,由Kristiansen和Dirven(2008)主編的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Language Variation,Cultural Models,Social System,共收集了15位學者的論文｡該社還於2010年出版了該系列叢書的第45卷,由Geeraerts,Kristiansen和Peirsman(2010)主編的Advances in Cognitive Sociolinguistics,為第39卷的姊妹篇,共收集了11位作者的論文｡在由 Mouton de Gruyter 於2009年編纂出版的系列叢書《語言學新動向專題論文》的第206卷,由Pishwa(2009)主編的論文集,題為Language and Social Cognition:Expression of Social Mind.(《語言與社會認知:社會心智的表述》)」,該書除序言外共收錄了16篇論文,都從不同角度論述了如何基於「認知」和「社會」這兩個角度來研究語言｡這16篇論文又分為三大部分:(1)社會認知與語言;(2)語篇中的社會認知;(3)單結構的社會認知功能｡特別是Koller(2009)還發展了「批判話語分析(CDA)」,提出了全新的「Cognitive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認知批評話語分析)」,為CDA研究又提供了一條新思路｡

國外近年來的出版物都充分表明:認知語言學和SL的結合代表著當今認知語言學發展的一個重要方向,當然也代表著社會語言學的最新方向,同時也與系統功能語言學視野下的社會符號學(參見張德祿2010)不謀而合｡這再次表明,當代語言學的跨學科研究前程無量,值得我們加以密切關注,認真思索｡

Sperber和Wilson(1986)正式創立認知語用學,超越了Grice等語用學家的語碼交際模式,將「認知」與「交際」緊密結合起來,從認知機制角度來解釋交際過程,但也留下了很多問題(王寅,2007:83-86)｡

Kecskes(2010)嘗試運用「Socio-cognitive Approach(簡稱SCA)」的方法來研究語用學,即在認知語用學的基礎上考量社會因素,當為本世紀語用學理論的一個最新發展,將交際過程視為「社會」和「認知」兩因素互動的過程,由於雙方都是個體,言語交際(包括發話人的產出和受話人的理解)不可避免地會受到個體語用因素的「污染」,主要包括:

(1)先存的經歷各有不同;

(2)對語境作不同的評價;

(3)意向具有動態變化性;

(4)個體有不同突顯方法｡

因為言語交際中必然存在個體差異,交際不會平滑順利,而會崎嶇不暢,充滿「嘗試-糾錯」的過程｡因此 SCA 認為,語用理論應是「說-聽」雙中心的,而不應像Grice或新Grice理論那樣僅以發話人為中心,也不應像Sperber和Wilson(1986)的「關聯論」或Giora(1997,2003)「分級突顯假設(Graded Salience Hypothesis)」僅以受話人為中心｡過往的語用學理論過分注重「合作､禮貌､儀式」,而忽視「誤解､失敗､鬥嘴､傷人､貧嘴」,在某種程度上誤導了語用學研究方向｡

Kecskes(2010)還將社會因素進一步細化為:意向､實際情境經歷､合作､關聯;將認知因素細化為:注意力､私人經歷､自我中心②､突顯③｡「合作性」是以意向性為導向的,可用關聯論(與Sperber和Wilson的不同,強調與「意向」的關聯性)來論述;「自我中心」是以注意力為導向的,可用「突顯(Salience)」來論述,指特定交際語境中在注意範圍內的突顯性知識,且能產生潛在效應,會幫助或阻礙意向的表達及其隨後的交際效果｡據此Kecskes將其研究聚焦於「意向」和「突顯」這兩者之上｡

(1)意向｡交際過程可被解釋為:形成､表達和解釋意向的過程｡人們一般認為,意向先於話語,但SCA認為意向具有動態性,產生自交際過程之中,且可隨語境不斷做出合理調整,從而使得對話中不斷「湧現」出新信息,這就是學界常說的「湧現性(Emergence)」｡該術語與認知語言學中「概念整合理論(Conceptual Blending Theory)」所用的「Emergent Structure」意思基本相同,後者指兩個心智空間中的相關信息進入整合空間後所產生出的「新創結構」(王寅,2007;王正元,2009),它是指原來兩個心智空間中沒有的信息,這與Kecskes所說的「湧現性」大致同義｡

(2)突顯｡這也是認知語言學中的一個關鍵術語,它主要來自認知心理學對「圖形-背景」的分析,Talmy(1975)率先將其引入認知語言學,Langacker(1987)對其做出了重要發展,且將「突顯(Salience)」視為「識解(Construal)」的一項重要內容｡特別是2011年Chiarcos､Claus和Grabski在Moutonde Gruyter出版社主編出版了Salience: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Its Function in Discourse,將人類認知的「突顯方式」擴大到語篇分析層面,再次發展了認知語言學的解釋力,拓寬了其應用範圍｡

但我們也注意到,Kecskes(2001,2004,2006)早就開始研究「突顯」問題了,且發表了數篇文章論述其層級突顯性(Graded Salience),強調其在言語產生和理解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為發話人往往會對語境中突顯部分給予更多的關注,它就更可能成為談話的對象,直接影響詞語､結構等的選用｡值得注意的是,他(2010:11)還詳述了影響突顯的三大要素:

(1)交際雙方基於先前經驗的知識;

(2)與語境緊密相關的知識的頻度､熟知度､約定度;

(3)雙方的心智狀態和/或注意源的可及性｡

Kecskes還對「意向性」和「注意力」兩者之間的互動關係做出了精彩分析,他(2010:12)指出,意向性是整個交際過程的中心,指引著受話人去注意並突顯相關信息,以能保證意向性被識別出來;注意力與特定話語類型的意向性存在一定的比例關係,且突顯的對象將隨著意向性､社會文化背景知識､語境而有較大的差異｡據此,一次成功的交際是通過「意向行為+注意加工」共同保障的,雙方既要「合作」又有「自我」,前者依據意向性,後者依據注意力,這兩者又離不開社會文化背景知識｡

3.殊途同歸

CSL和SCA這兩個發展方向可謂「殊途同歸」,一個是在認知語言學的理論框架中揉入了社會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另一個是在認知語用學的研究中結合進社會因素,即在語用學中突顯了認知因素和社會因素｡從這兩個學科的最新發展方向可見,單獨從認知角度,或者單獨從社會角度來研究語言或者語用,不算全面,都可能導致「以偏概全」的局面,甚至出現「一葉障目,不見泰山」的結果,而將這兩個角度緊密結合起來,則可能為語用學掀開嶄新的一頁,CSL和SCA的發展充分證明了這一點,這就是我們這幾年所說的「新認知語用學」｡

4.新認知語用學

我們結合SCL､SCA的相關理論及其存在問題提出「新認知語用學(Neo-cognitive Pragmatics,簡稱NCP④)」,主張用認知語言學中所倡導的十數種認知方式來分析言語交際和會話含意,本文主要論述其中的兩個觀點:

4.1循環的核心原則

根據我們的理解,Kecskes上文所述的主要觀點,與認知語言學核心原則中對現實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這一論述較為接近,在「社會認知」過程中,他重點論述了意向(Image)和注意(Attention)這兩個要素,特別是其中的互動關係,值得我們借鑑｡這也足以可見,認知語言學與SCA不但在很多理念上具有較大的共通性,而且也具有很高的互補性｡

我們知道,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原則為「現實—認知—語言」,意在批判TG的語言天賦觀,強調語言來自於對現實的互動體驗和認知加工,其中既有較為客觀的身體經歷,也包括較為主觀的認知過程,因此語言是社會和認知,也是客觀和主觀共同作用的結果,是身心一元論的產物(王寅,2004)｡

認知語言學的核心原則本來是針對TG的語言天賦說提出的,意在強調語言的「體認性(體驗性+認知性)」這一本質特徵｡現筆者基於語言交際和語用學角度擬將其修補為循環式:

A在特定的現實情境中,基於自己當下的意向性和注意力,擇用適切的詞語､句型來確定適切的語音語調,將想要表達的意向內容說出來｡如Kecskes(2010:11)所舉的例子:

(1)Sally is speaking to Bill:Don』t move! There is a snake over there!

正是由於在現實環境中出現了一條蛇,Sally 注意到了它,且認識到可能會對Bill帶去危險,使得Sally產生了提醒Bill的意向,因而說出了這句話｡當 Bill 聽到這句話後可能會做出多種反應,多半會「尖叫一聲」､「嚇得直跳」,但也有可能會「淡定自若」､「不動聲色」､或「追問在何處,意欲抓捕」等,後種情況不完全在Sally原有意向的控制下,她必須依據Bill的反應才能做出適切的應對,才可使交際進行下去｡

從B的角度來說,A所說出的言語亦可成為現實語境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如圖1中下方弧線所示,此時該核心原則進入「循環」狀態,受話者將位於右端的「語言」視為左端的「現實生活」中一個要素,再結合過往的「體認背景(包括Kecskes上述的四條個體語用要素)」,對其進行必要的「認知加工」,此時便可進入下一交際語輪｡

B在這個過程中亦可能根據自己的「體認儲存」和「語境背景」對A的話語做出各種關聯性反應(或叫聯想性反應),如一個詞語可能會激活出很多關聯性思緒,一個結構可引出平行性或對應性詞組,一個句型可觸發與其相關的表達方式,一種語音語調也可聯想出其他相關信息,這些都可能成為「湧現性話題」的源泉｡這樣就可導致言語交際偏離A原先的交際意向,順著B的意向合作下去｡當A接過B的話題後,還可能將其再偏離下去｡A和B如此不斷往返,一方面憑藉合作原則不斷推動交際前進,另一方面隨著各自意向性和注意力的調整和變化,便可不斷湧現出新信息､新話題｡

4.2十數種認知方式

(1)SCA主要論述了「意向性」和「注意力」,且將前者歸屬於「社會性」範疇,將後者歸屬於「認知性」範疇,以能體現Kecskes的「社會-認知」分析方法,我們認為,這似乎欠妥,因為哲學界和語言學界常將「意向性」視為一種心智活動,當歸屬於「認知」範疇更為合理｡

從上例分析可見,將「意向性」和「注意力」這兩者都視為認知因素,並不影響該理論的解釋力,因為這兩者本來就都與「體驗社會現實」這一基礎密切相關｡正如圖1所示的「現實」,更多地強調了社會因素,「認知」更多地強調了心智因素｡而且,意向性和注意力都處於圖1的「現實」和「語言」這兩個要素之間的「認知階段」(王寅,2007:171),不僅會受到前者的影響,還要受到後者的影響,這與上文所述的將「語言」置於「現實」之中的觀點完全吻合｡因此,意向性和注意力將會受到隨後的交際場景,言語氛圍,不同言詞､句型擇用､語音語調,以及十數種認知方式等因素的共同作用,必定要發生動態性變化｡

(2)筆者認為,僅用「意向性」和「注意力」這兩個認知方式來解釋言語交際和會話含意還不夠,且還會涉及到認知語言學所倡導的十數種認知方式(王寅,2007),它們主要包括:互動體驗､範疇化､概念化､意象圖式､認知模型(包括 CM､ICM ､ECM ､概念整合)､識解(圖形-背景､突顯､視角等)､隱轉喻､關聯等,它們都可能進入交際程序,推動､調整或改變交際進程｡這些認知方式將大大有利於系統分析言語交際和會話含意,且能更有效地解釋諸多語用現象,這就是我們所說的「新認知語用學(NCP)」,此處的「新」就新在綜合了社會和認知兩要素,「新」就新在將認知語言學所倡導的十數種認知方式全面用於研究言語交際和會話含意之中｡

陶陶(2009)和張玲(2011)都曾分別以朱時茂和陳佩斯､趙本山的系列小品為封閉語料,運用上述十數種認知方式解讀了其中的若干笑點,為幽默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語用分析方案｡我們認為,認知語言學所倡導的這些基本分析方式同樣適用於解讀其他話語含意｡

5.結語

近50年來國外語用學主要出現了如下幾種主要觀點,大致經歷了十二個重要歷程,現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如下:

(1)Morris(1938):符號三分說,正式提出「語用學」;

(2)Carnap(1948)再述三分說,其學生 Bar-Hillel(1950s)研究指稱語;

(3)Wittgenstein(1953):語言遊戲論､意義用法論;

(4)Malinowski(1920s)和Firth(1930s):語境論;Halliday(1970s):系統功能語言學;

(5)Austin(1962)和Searle(1969):言語行為論;

(6)Grice(1975):合作原則､會話含意;

(7)Brown 和 Levinson(1978):禮貌原則､面子保全論,Leech(1983)語用原則(含禮貌原則);

(8)Horn(1984)和Levinson(1987):新格萊斯會話含意理論;

(9)Sperber和Wilson(1986):認知語用學;

(10)Verschueren(1998):順應論;

(11)Habermas(1981):普遍語用學;

(12)認知語言學(2000s):新認知語用學｡

多路學者可謂各顯神通､盡出奇招,分別從不同角度論述了日常語言學派的基本觀點和語用交際原則,為話語理解､語用交際,以及如何從字面意義獲得實際語用含意,不斷提出新觀點,大大豐富了語用學研究內容｡

筆者在此還要特彆強調指出,由於很多國內外語用學家在他們的專著和教材中未論及Habermas(1981)的「普遍語用學(Universal Pragmatics)」,因而導致國內外語界很少有人論述哈氏語用觀,我們認為這是語用學研究中的一大缺憾｡近年來由於語言哲學在我國外語界逐步普及,很多學者亦已深刻認識到這一問題,並在極力加以彌補｡筆者在此也衷心期望各位同仁能關注Habermas的普遍語用學和交往行動理論,以能對語用學有一個更為全面的了解｡

CSL和SCA這兩個前沿學科,或許是「不謀而合」,或許是「有謀而合」,將語言的「社會維度」和「認知維度」緊密結合起來,既擴展了認知語言學的研究範圍,又為SL提供了新內容,也為語用學指出了一個嶄新方向｡我們依據認知語言學、SCL和SCA基本立場進一步提出了「新認知語用學」,正是沿著當今語言學的發展方向和研究思路邁出的新步伐,可望為新世紀的語用學研究提供新思路,但願此篇拙文能對同行有所啟發｡

注 釋:

①筆者近年來已就「語言的體驗性」及其應用發表了18篇論文,且在近些年出版的六本認知語言學的專著中都述及了該核心原則｡

②Kecskes(2010:11)對Egocentrism作如下解釋:交際雙方激活並關注最突顯信息,且使其達到所需注意的程度｡本文暫且將該術語按照字面意義譯為「自我中心」,但不含任何貶義,主要強調從發話人和受話人的角度在特定交際情境中為進行有效交際而突顯相關信息｡

③Kecskes所說的「社會特性」和「認知特性」與CL中所說的不完全相同,如他將「意向」和「關聯」視為社會屬性,將「私人經歷」視為認知特性｡但不管怎麼說,只要強調社會性和認知性兩者之間的互動,這樣的分類也就顯得不重要了｡

④筆者近幾年嘗試建全認知語言學的各分支學科,包括:認知音位學､認知詞彙學､認知句法學､認知構式語法､認知語篇學､認知修辭學､認知符號學､認知敘事學､認知詩學等,且曾與侯國金教授於2007年討論過建構「新認知語用學」一事,後向陳新仁教授約稿,且徵得他的同意,將他的論文標題改為「新認知語用學」,發表於《外語學刊》201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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