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用學促進人類自我認知升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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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學經歷了「語言學轉向」以後,於20世紀70年代進入了「語用學轉向」。

哲學的語用學轉向是各種「語用思維」綜合發展的結果。

可以說,是英國的言語行為理論、法國的交際理論、德國的規範語用學和美國的符號學,綜合發展和交替完成了西方哲學的「語用學轉向」。

語用學具有貫通性

隨著語用學及其他學科的發展和融合,語用思維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受到多種學科學者的了解和青睞。

純語用學(pure pragmatics)迅猛發展,很快產出許多跨學科的語用學科,如社會語用學、跨文化語用學、語際語語用學、篇章語用學、實驗語用學、認知語用學、語用語言學、計算語用學等。

2014年,甘特·森特(Gunter Senft)在其《理解語用學》(Understanding Pragmatics)專著中,把語用學從「跨學科」(crossdiscipline)更新為「貫通學科」(transdiscipline)。

跨學科的內涵只是某兩個或三個學科的某些部分(理論上和方法上)的結合,而貫通學科指某學科(在此指語用學)具有理論和應用的普遍性,它的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已滲透到許多學科,與它們相互融合貫通。

這些學科除了哲學,還有社會學、心理學、人種學、民族學、人類文化學、政治學、個體生態學、社會生態學等等。

森特論證了語用學的「貫通性」主要在於:關注語言的社會功能——交際,強調環境決定意義。

語用學為各社會學學科的社會、文化、習俗、價值觀等的研究提供了另一個視角,尤其是語用思維的四種觀點(整體觀、環境觀、動態觀和互動觀)給予各學科可參照的認識論和方法論。

語用思維與生態思維一脈相承

英國生態語言學家馬克·伽訥(Mark Garner)於2004年提出「生態思維」理論與語用思維具有共通性。

20世紀70年代,美國著名的實用主義哲學家查爾斯·威廉·莫里斯(Charles W. Morris)把語形、語義和語用在符號學理論下整合起來,認為邏輯實證主義、經驗主義和實用主義各自豎起語言的形、義、用大旗,實質應歸於語用學理論下三種不同符號關係的和諧體。

英國哲學家奧斯汀提出的言語行為理論的核心是言語的三種行為(說話行為、施為行為、取效行為)是一種一次性完成的行為。

這就明確定義使用語言是實現言語、意圖、效果等的綜合行為,是完成某一交際目的的整體策略。

如「請求」別人幫忙,要實施恰當的語言策略、傳遞一個別人能樂意接受的意圖、最後達到解決自己問題的目的,是一套系統的整體行為。

使用語言是離不開語境的,因而語用思維強調語境的作用,更重要的是還把語境看作語言這個整體的一部分。

研究綜合的、系統的言語效力和使用方法,便是語用整體觀分析言語的思維方式之一。

生態思維的整體觀與被長期推崇和應用的「拆分分析法」相悖。

它關注事物整體的系統性和複雜性,認為這種整體的系統性和複雜性應該是科學研究的重點,因為事物的發生、發展、消亡都是由於整體的複雜性經過多變、平衡和互動而產生的。

傳統的語言研究分析方法是把語言與語境分割開來研究,並且把語言分割成小單位來分析。

生態思維認同語用思維,認為語言與使用它的環境不但是不可分割的,而且語境就是語言的一部分。

語言的所有成分和規則在探索人類語言本質和交際功能問題上都無足輕重,只有那些動態的、複雜的整體和充滿意義的互動系統,才是值得研究的基礎。

語用思維和生態思維的整體觀打破了語言學的傳統觀念和分析論。

它們的共同特點,就是把語言乃至世間所有事物都看作一個整體,研究與它休戚相關的種種因素和相互關係及互動過程。

正由於語用思維具有的這種理論觀點和分析方法,它越來越多地運用於其他各個不同的學科。

西方哲學思想經歷了從以「邏輯」為中心的語義分析論轉為以話語「語境」意義為中心的語用分析論。

早期的哲學語用學家,如洛克,強調環境的作用,認為環境是影響心理形成的要素。

再如維根斯坦,認定哲學的目的之一就是探討話語在具體語境中的功能和用法。

現代語用學家越來越強調語境對話語意義的決定作用。

他們所指的語境不僅是話語的上下文和現實的物理語境、交際背景、說話人之間的關係和相互了解,還包括心理語境,即經驗所形成的存儲在大腦中的情景和語言形式。

他們還認為語言最根本的是意義,而意義離不開語境。

生態思維環境觀認為語言是最實在的東西,人們天天使用語言,一字一句都是在語境中產生的。

生態思維定義環境的概念不僅包括自然生態,而且包括社會生態和心理生態。

社會生態學重點研究社會、文化及政治、倫理等方面的社會環境問題。

心理生態與社會生態是相輔相成的;人類行為是社會環境與心理狀態相互影響的結果。

所有這些環境成分和要素都會對會話意義產生重要作用。

不難看出,語用思維和生態思維在環境的定義、範圍和功能等諸方面的觀點都是一致的。

語用學與社會變化互動

20世紀70年代之前,語用研究側重靜態的話語分析。

但在1975年,英國牛津大學哲學家格萊斯曾指出會話含意具有「可撤銷性」,已說明會話人的意思是處於動態的不完全確定之中。

80年代中期英國語用學家托馬斯研究的動態會話意義、維索爾倫提出的順應論、凱奇凱斯總結的動態意義模式,都呈現出語用思維的動態觀。

會話處於動態中的現象比比皆是:說話人隨想隨說,隨時可能撤銷、彌補他的談話內容,或者轉換話題;聽話人隨聽隨說,隨時可以插話、補充對方的談話,或改變話題。

這是個體會話動態現象。

從語言使用的社會大環境來說,我們所處的語言環境無時不在發展變化中。

在這個進程中,語用不斷地去迎合和適應社會變化和文化差異。

相應的,時尚、潮流的語言便成為社會發展變化的產物。

因而,語言使用必須保持一種動態的平衡才能儘快跟上社會發展的步伐。

這種語用動態觀在生態思維動態觀中也表現突出。

生態思維認為大自然的各個部分都各自具有變化的特點;而物體在某時間、地點的本質,取決於物體與環境之間呈動態的相互關係。

生態思維動態觀的基本觀點之一便是植物或動物的特性只是部分地來源於遺傳基因,而一部分則取決於後天變化。

伽訥斷言:每一個語境都固有動態性,而每一個對話都總是具有潛在的不可預測性。

這種動態的不可預測性就是生態思維中語言使用的基本規則。

語用思維和生態思維動態觀共同的內涵在於:一切事物都隱含不確定性,都可能隨動態環境而千變萬化。

互動可以是一種動態,動態寓於互動。

根本的區別在於動態指一種狀態,而互動則是一種行為。

語用思維的互動觀較早見於法國語言哲學家孔狄亞克的語言交流觀。

他認為語言不僅僅是表達意義的符號,而更重要的是一種交際行為。

交際行為必然與社會發生互動。

托馬斯於1995的著作《言語交際中的意義:語用學引論》專門研究了對話的互動意義。

它的獨到之處在於不但敏銳地觀察到對話中的互動意義,而且透徹地分析了互動意義的特點。

它們涉及說話雙方之間的意義磋商、語境和含意之間的相互制約與協調、心理因素對話語表達和理解的作用、互動中對話的動態構建等。

語用互動觀延伸到生態互動觀便首先觀察、分析生物生態的互動現象。

生態思維不但關注互動現象,而且關注互動的性質,如互動是長期還是短暫、主動還是被動、敵視還是友好、平等還是主從。

不同的互動性質產生不同的互動結果。

毫無疑問,所有生物與環境互動而獲得生存的方式是不同的。

生態思維認為讓使用者能與其他人群進行互動、交流,是語言的根本作用;而現代語言形式正是交流的結果。

語言意義不僅僅是詞彙和語法的串連,更重要的是互動交流的需要和成果。

交流、互動離不開環境,包括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心理環境,反過來又促使環境的形成和變換。

整體、語境、動態和互動現象其實是一個自成體系的整體,它們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共同變化、達成動態平衡。

這是一套系統的思維觀和分析論,它已經或正在成為現代人類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領域進行探索的共識。

語用思維的觀點和分析方法具有貫通性,它與各種學科相互影響、滲透、融通,促進語用學自身和其他學科的發展,加快人類認識自我的進程。

(作者單位:蘭州大學外國語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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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用學(pragmatics)

語用學又稱為語言實用學,是關於言語發生和言語行為的一門學科。

它是符號學(Semiotics)中的實用學在語言領域中的運用。

語用學的興起是在20世紀30—40年代。

1938年,美國學者莫里斯(Morris)在《符號理論基礎》一書中首先提出語用學這一概念,他認為有關符號與解釋者關係的研究屬語用學。

莫里斯指出,語用學最確切的特徵,就是它在處理符號化過程中具有生物性、心理性和社會性。

他把語言學分為句法學、語義學和語用學。

到50年代後,美國哲學家卡納普(Carnap)又對莫里斯的觀點進行了補充,認為語用學的研究除了使用者和詞語的關係外,還應包括詞語的所指,特彆強調理論語用學的研究。

1977年,由荷蘭學者哈貝蘭德和伊邁擔任編輯,在阿姆斯特丹出版了《語用學雜誌》,這標誌著語用學這門科學正式誕生。

他們認為:(1)語用學是語言使用的科學;(2)語言 (包括自然語言和人工語言)在社會中起作用或反映社會的需要;(3)語用學不能按對象或方法進行劃分;(4)語用學的研究除正確性、適用性外,還有語言產生的具體條件。

語用學的內容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1)言語發生理論。

這是話語的語用意義,即言語實體運用的意義。

人們說話通常要考慮兩個方面:誰在說話和誰在聽話,有了這二者,就可以完成話語的作用,使言語發生成為有意義的。

(2) 言語行為理論。

這是由英國哲學家奧斯汀(Austin)提出的。

它分為兩個方面:一是表達行為,有一定要求的言語行為;二是行事行為,引起一定反應的言語行為。

後來他又把言語行為分為:言內行為、言外行為和言後行為三個部分。

(3)言語使用方法。

這是指主體在表達思想、情感、發表言論、評價事物等方面,怎樣運用一定的表現手段,獲得最佳效果,達到表達的目的,實現主體與客體之間的交流和溝通。

語用學中的主體在句中表示為主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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