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潤清｜對英語教學的反思

2020-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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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潤清教授的文章讀來總是那麼實實在在，情真意切，英語專業和人文情懷恰如其分地融於一體。

這篇文章我曾經列印後夾在講義夾里讓自己對照著學習。

時至今日，每次讀到它總能讓自己靜下心來思索一番。

如果，你也是一位英語教學愛好者，不妨也讀一讀！讀完有福利哦！

我這一生都在與英語打交道：學了十幾年，教了幾十年，同時還研究了幾十年。

但是要真讓我用幾句精鍊的話來回答以下兩個問題：你是如何教英語的？你的外語教學理念是什麼？我還真答不上來。

答不上來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英語的教和學所涉及的因素太多。

除了教師和學生的內在因素外，社會因素（包括教育行政政策等）也是十分複雜的。

在某些社會衝擊面前（如在考試的指揮棒前），教師也是無能為力的。

例如，你要為提高統考的通過率而加班加點（是否真正學到了英文到變得無關緊要），一線教師變成了「失語族」，而一些不懂外語教學規律的人卻掌握了發言權；二是第二語言習得理論到目前為止還是眾說紛紜，沒有足夠的證據可以證明哪一家之說是無懈可擊的。

比如說，即使我們承認語言受遺傳因素的影響，也不能說語言能力絕對是與生俱來的，因為還要考慮後天的環境因素（即兒童要接觸語言）；況且，語言的先天性在成人學習第二語言時是否起作用或起多大作用，目前仍然沒有搞清。

正是因為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簡練的回答，我才逼著自己反思英語教學的問題。

我問自己：你研究了一輩子英語教學，到底沉澱了些什麼有用的東西？經過反覆思考，我發現我的認識主要來源於四個方面：1）我學習英語的體會；2）我教英語的感受；3）我所閱讀的有關外語教學的文獻；4）我所接觸到的有關英語教學的調查與研究。

我將以上四個方面的認識概括為五條宏觀原則、五條戰略性經驗及七種關係。

一、五條宏觀原則

第一，相信一切正常人都能學會第二語言。

也許有人會問，這也算一條原則嗎？我說算。

首先，只有相信這一點，才能堅信我們的事業一定能夠成功。

其次，可以用這個理論來鼓勵學習困難的學生，幫助他們樹立學好外語的信心。

喬姆斯基認為，語言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與生俱來的，我同意他的這種觀點。

我也相信正常人都能學會第二、第三，甚至第三種語言。

人生下來是準備以任何語言為母語的，我們碰巧生在中國，所以才會以漢語為母語。

我們若生在英國，以英語為母語也是毫無困難的。

基於以上認識，我相信正常人學會英語基本上沒有問題。

用這種理論來說服學生，效果也很好。

我告訴學生，我們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我們生下來就是準備學習和使用語言的。

就好像我們的身體內部裝了一套語言學習軟體，這個軟體包括了世界上所有語言的共同特點，使我們能夠學會其中的任何一種。

如果說這個軟體是看不見、摸不著的話，那麼也有看得見的「硬體」：我們的牙齒長得那麼整齊，就是為了講話，因為整齊得牙齒才能使我們發出唇齒音來。

我們的舌頭肉多，因此能變出很多形狀，在口腔內形成不同的發音箱。

我們的舌頭靈活，才能使我們在一分鐘內發出幾百個音來。

當然，有遺傳基因並不意味著我們根本不用學就會說話，後天與語言的接觸與練習同樣也是很重要的。

我常用這種理論來說服學生，讓他們刻苦學習語言。

第二，教師的英語水平要高。

「水平高」是個模糊的概念，什麼程度才算高？人們習慣用學歷來衡量。

但是在這個學歷證書造假、學術腐敗比較嚴重的年代，學歷與職稱已經不能被看成是測量水平的準確尺度。

用描述性的語言說，英語水平高是指講出的英文流利、地道，寫出的英文規範、順暢，經得起推敲，沒有中國式的英語，沒有蹩腳的句子。

教師的英語水平高，可以確保為學生提供高質量的語言輸入。

講一口漂亮的英語，可以把課堂氣氛搞得異常活躍；寫一手漂亮的英文，可以為學生的作文錦上添花。

同時，教師的英文好，也是對學生的最好的激勵。

因此，國外的研究者都非常強調語言輸入，特別是真實、地道的（authentic）語言輸入的重要性。

說來也怪，一位外國專家講課，他的英文再好，我認為理所當然，沒有什麼了不起的。

聽許國璋先生和王佐良先生講課，我常常因為他們的高質量的英文而佩服他們，並受到鼓舞和激勵。

教師榜樣的力量不可低估。

第三，大學英語教師應儘量擴大自己的知識面。

中、小學英語教師的任務是把基本知識教好、教透，不一定用得上很多文史哲知識。

然而高校的英語教師就不僅僅在教語言知識，同時也在教語言背後的百科知識。

大學的英語課本多以文史哲知識為素材，有時也涉及一些自然科學方面的內容。

這個階段的英語教學不能僅僅停留在語言知識的傳授上，因為這種做法不能滿足成人在智力上的要求。

而應該把語言當作載體，來傳達百科知識的信息。

要讓學生在攝取百科知識的同時，不自覺地吸收語言知識。

對著大學生喋喋不休地分析句法、做句型操練會使課堂非常沉悶。

而用新鮮、有用的人文理念和智慧的火花，再加上地道地英文去感染學生，一定會取得更好的效果。

第四，外語教師最好懂一點普通語言學和應用語言學的理論。

我以為，教外語的人懂一點普通語言學一定有好處，而懂一點應用語言學則幾乎是必須的。

普通語言學告訴我們語言的性質（nature of language），讓我們知道我們去教什麼。

對What do you teach when you teach a foreign language? 這個問題，可能並非所有老師都能回答清楚。

有人可能會說，語言有三大要素：語音、詞彙和語法。

教一門語言，就是要教這三大要素。

這種回答把問題簡單化了，未免失之於膚淺。

記得曾經有人說過，學一門外語要換一個舌頭，換一個頭腦，換一種思維方式，換一種文化模式。

這說明，學一門外語，大腦中要發生許多變化，人的社會文化意識和價值觀也要隨之而變。

歷代的語言學家對語言都有深刻的觀察，這些觀察都是普通人所想不到的。

讀他們的書，你的頭腦會複雜起來，再不會想當然地認為語言不過是由三種要素構成而已。

外語教師讀一點普通語言學、心理語言學、社會語言學、語用學、文體學等方面的書，會加深自己對語言本質的認識。

應用語言學好包括許多方面的內容，如第二語言習得（SLA）理論就有許多流派，研究學習者個人差異的項目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語言測試與評估也成為人們關注的話題，而這些方面都是與外語教師的工作密切相關的。

第五，教師從事一定的科研活動，會對教學有很好的推動作用。

我深知教師搞科研是有一些困難的：教學時數多、負擔重，缺少參考書，缺少資金和懂行人的指導等。

我這裡說的只是理想情況下，教學應與科研相結合。

科研有助於教師驗證語言理論及教學理論和方法，創造自己的教學模式，或對教學問題發表自己的有根有據的看法。

科研可以幫助教師反思自己工作中的問題，保持對教學的興趣，避免產生教書匠的感覺。

目前教育界所倡導的「行動研究」（action research）就是一種很好的科研模式。

這種模式要強調四個方面：1）行動（即教學活動）與科研緊密結合，通過對自己教學活動的研究，把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形成一種「行動中的思考」；2）強調以發生在教師周圍的直接事件為研究對象，充分考慮當時當地的特殊因素，重視研究結果的具體效果；3）採用實證分析的方法：以課堂教學中收集的第一手資料為研究對象（不必閱讀過多的文獻），以描寫為主，並儘量採用量化標準；4）教師都來參與，彼此密切合作，共同反思（有關科研方法，請參見劉潤清的《外語教學中的科研方法》，外研社）。

二、外語教師應該具備的戰略性經驗

所謂戰略性經驗，是指統領整個教學生涯的經驗，而不是開展某種課堂活動的具體經驗。

第一，熱愛學生，為外語學習創造一種融洽的氣氛。

我喜歡教書這個行當，看到自己的學生不斷地成長、不斷地進步，我感到由衷的喜悅和安慰。

我喜歡教英語，因為英語是一種豐富、優美的語言，有著令人陶醉的魅力。

而且，英語還承載著久遠的文化、偉大的文學傳統、西方文明的主流……，它不僅值得學，也值得教。

正像作家王蒙先生所說的，「多學一種語言，不僅是多打開了一扇窗子，多一種獲取知識的橋樑，而且是多一個世界、多一個頭腦、多一重生命。

」我喜歡自己的學生，應為學生的成長體現著教師的價值，是教師生命的無限延伸。

在日常教學中，儘管學生有讓老師生氣的時候，但他們的點滴進步都是老師的最好回報。

好長時間不上課，我想去上課；好長時間不見學生，我想念學生。

我常設法在班上創造一種友好、和諧的氣氛，儘量多了解學生的各種情況，包括他們的語言學能、性格、認知方式、學習策略、學習動機等。

我能比較平等地對待好學生和後進學生，而且對後進生更關心。

這在二語習得理論中叫「充分利用感情因素」：用友善的、寬鬆的氣氛幫助學生克服牴觸、恐懼、緊張、羞怯等不良情緒，降低其學習的門坎（threshold），使學習活動更容易為學生所接受。

當然，這並不是說老師不能批評學生，而是說對不同性格的學生，要採取不同的策略。

對厚臉皮的學生，可以當著全班批評，而對臉皮薄的女孩子，最好下課個別談。

我曾經教過一個研究生，像個小痞子，幾乎到了shameless的程度，我整整罵了他3年。

畢業時，他送給我一本他的論文，上面寫道：「劉老師，雖然我不是你最喜歡的學生，但你卻是我最喜歡的老師。

」他的話讓我十分感動：真沒白罵他，長出息了。

當然，現在個別學生的態度也不對，教師對他們嚴格要求後，他們會在教師評估中對老師進行報復。

我們希望教師既要誠懇又要嚴格，只要我們的心態擺正了，學生遲早會認識到的。

第二，充分備課，多備少講，厚積薄發。

我喜歡備課，而且覺得備課的樂趣無窮。

備課是為了學生，也是為了自己，特別是在興致高的時候，備課更像是為了自己。

備課時在任務的帶動或逼迫下所進行的有目的的學習，因為有緊迫感和實用價值，所以記得最快，收穫最大。

我備課的內容往往大大地超出第二天上課所需要的內容，這樣做：一是可以避免沒東西可講的尷尬局面；二是為一些優秀學生課下討論時使用；三是還可以滿足自己的好奇心。

我感覺，備課就是最好的進修，特別是在剛教書的那幾年，我的許多有關英語的基本知識，就是在備課中搞清楚並加以系統化的。

我備課的內容大致有兩種：一是語言本身；二是背景知識。

那時，我查詞典、背詞典常常上癮，尤其是英英詞典，我把上面的解釋和例句不厭其煩地抄了一頁又一頁。

有時出去好奇，我還為一個詞查多部詞典。

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這一番查閱不僅讓我搞清了詞義和用法，而且我的英文也變得越來越地道了。

除了幾部英英詞典外，我最常翻閱的就是幾部背景知識的書了，簡單的常識查《麥克米倫百科全書》（一卷本），複雜的就查《大不列顛百科全書》，近代史知識查《歷史詞典》，文學知識則查《英國文學牛津手冊》和《美國文學牛津手冊》。

其實，文學的companion有多種，部部都是知識寶庫，而且其中的英文也很優美，看著看著就忘了是在備課了。

記得將報刊閱讀時，有幾篇關於中東問題的文章，我在備課時就把中東戰爭的來龍去脈查了個遍，第二天講起課來信心大增，學生也很感興趣。

無論上什麼課，多備少講不僅可以保證有備無患，而且可以幫助老師從中選取最精華的部分，用最有用、最典型的材料說明道理。

多備使你信心倍增，使你感到欣慰，使你的少講有充分選擇的餘地。

蘇軾的「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用在備課與教學的關係上很合適。

「博觀」與「厚積」自然重要，「約取」和「薄發」同樣耐人尋味。

嘮嘮叨叨、囉里囉唆的講課一定是枯燥乏味的，而取捨適當、詳略有度的演講一定會讓人感到回味無窮。

第三，讓課堂上充滿信息、知識和智慧。

我上課時總是設法充分利用時間，決不花二三十分鐘去聊「文革」中的奇聞軼事或當下流行的一些政治笑話。

我以為，這種做法是令人厭惡的，因為那是在浪費別人的生命。

外語課很容易浪費時間，不知不覺就做了大量的無效練習；或者看上去是在講英文，實際上說的都是些毫無意義的廢話。

很多不懂語言教學的外交就犯了類似的錯誤：他們用英文「忽悠」學生，山南海北，雲裡霧裡，不著邊際，似乎很熱鬧，其實學生收穫甚少。

講語言或語法現象也是要講究智慧的，那就是拿出讓中國人最容易開竅的例句，不出5個句子就能讓學生悟出道理。

例句不必都是貓跳狗叫式（如The cat is chasing the dog），而應該是有真實內容的，或者是諺語和格言，總之，應該儘量選取包含知識和智慧的例句。

如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萬事皆有源），就既是知識，又是智慧。

在講解when進入的狀語從句時，可以用如下的例子：When dog bites a man that is not news, but when a man bites a dog that is news。

在講定語從句時，可以用：He that travels far knows much。

講賓語從句時，可以用：I forget what I was taught ;I only remember what I have learned。

講not only … but also…的用法時，可以用：A nation reveals itself not only by the men it produces but also by the men it honors, the men it remembers。

講except的用法時，可以用：Nothing is true in the newspaper except the names and everything is true in fiction except the names。

講動詞不定式的用法時，可以用：To err is human; to forgive is divine。

當然，教語言也離不開活生生的文本（text），詞彙和語法要放到具體語境中去講解，正像英文中所說的那樣：Grammar must be learned through language, and not language through grammar。

讓語法為深入理解文本服務。

老師對文本的理解應該比學生高出許多，在此基礎上為學生講解，就是給學生以智慧。

在總結這方面的經驗時，我想強調兩點：1）講課一定要有足夠的信息，但同時要注意，並非所有的信息都是知識；再進一步說，並非所有的知識都是智慧。

充滿智慧的課堂是教學的最高境界，在這樣的課堂上，學生的生命質量得以保證，教師的生命價值得以確認。

對於教師和學生來說，這是十分令人神往的境界；2）高年級的語言教學一定要轉向以內容為主的教學，而且內容要有哲理，並富於科學性和時代感。

第四，要邊教語言，邊教學習態度、策略和方法。

每個教師都有自己的一套教學理念和方法，但只有得到學生的配合，教學才能成功。

教師最好一點一滴地把自己的教學理念和方法傳達給學生，並將它們逐步變成學生自己的理念和方法。

比如，要教會學生預習課文、查詞典（最好是英英詞典）、複述課文、寫課文概括，還要告訴他們課外要聽適合自己的磁帶，與同宿舍的同學練習口語，用英文寫日記等。

特別要注意不讓學生鑽牛角尖，在適當的時候要告訴他們：「人家就是這麼說的，沒道理可講，記住就是了。

」還要告訴學生多讀地道的課本，遠離四項選擇題，因為題海戰術並不能真正提高學生的英語水平。

外語學習者需要方法上的指導，因此教師要耐心地問他們提供幫助。

如果學習方法不對，態度不端正，很難取得好的學習效果。

第五，布置並批改一定量的筆頭作業，課堂上講解作業中的普遍問題。

我讀本科時就受益於筆頭作業，從老師的批改中學到的東西一生都不會忘記。

而對作業的細緻、認真的批改是其它任何形式的教學都不能替代的。

這一部分就像藝術家帶徒弟一樣，一招一式都要靠老師手把著手教，學生自己是無論如何也悟不出來的。

我當老師之後，特別注意認真批改學生的作業，還邊改邊教育學生：筆頭是一個人外語水平的最好標誌，是經過推敲、潤色的語言，不是把口語簡單記錄下來就行了。

李賦寧先生說：「讀書必須落實到筆頭」，這是古今中外學人的共同體會。

美國的一位大學校長也說過：「Every course we teach in this university is a writing course」，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我給學生的作業改得很細，改過一次之後，他們就會大有進步，而且也開始有自己的體會，因此感到十分受益。

我同意黃源深先生的話：「好的作文是（學生）寫出來的，而不是（教師）改出來的。

」「寫作課教師的主要責任是督促學生不斷地寫，保持寫作的頻度、數量和質量，而不在於埋頭批改學生寫出來的作文。

」

三、正確處理七種關係

第一，聽、說、讀、寫四種技能一起培養，不能截然分開。

中、小學的初學者可以從聽說開始，但讀寫很快要跟上。

一方面，不讓學生接觸書面材料的純「聽說法」是不可取的，也是不符合中國人學外語的國情的。

因為中國人學外語，最容易創造的還是閱讀輸入環境。

但另一方面，一味強調客觀條件，片面誇大讀寫的重要性容易造成「啞巴英語」。

從目前的情況看，聽力輸入的環境已有很大改善，但仍然有待重視和加強。

那種過分強調讀寫而反對聽說的做法是錯誤的。

最近，章振邦先生批評得好：「有人在評論當前我國外語教學問題時，把矛頭指向了『聽說領先』和『交際法』。

我認為這是批錯了對象。

我們中國人在國內學習外語，聽說外語的機會很少，聽說能力很自然的會成為外語習得中的薄弱環節，因而在外語教學中從加強聽說能力入手，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從理論上說，任何一種活的語言都是有聲語言，從聽說如說教外語更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許多外國人學漢語也是從聽說入手……。

」這麼清楚、簡單的道理，光靠強詞奪理是推不翻的。

總之，綜合外語能力的培養是時代的要求，我們必須樹立迎接挑戰的勇氣，因為除此以外，我們已經別無選擇。

第二，語言知識是語言能力的基礎，以為強調語言能力就可以忽視語言知識的看法是不對的。

語言能力是多方面的，除了語法知識外，還有社會語言學能力（如在完成某些言語行為時如何才算得體）、語篇能力（如觀察和使用各種銜接和照應手段等）和策略能力（也就是交際策略，如在交際遇到困難時使用某些手段迴避）。

這就意味著：1）語法還要學，不懂語法，語言能力無從談起；2）學習語法不是為了了解某種理論體系，而是為了正確使用語言。

而且，不僅要保證語言的語法規範，還要保證其社會文化規範；3）語言能力不僅是關於單個句子的，也是關於語篇的。

簡而言之，學習語法不是目的，而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語言進行交際。

那種在課堂上把課文的每句話都進行語法分析，講清哪個是主語，哪個是謂語，哪是賓語、狀語等，就認為萬事大吉的做法是錯誤的；那種只測驗語法知識和識別能力的做法也是錯誤的。

一切停留在語法層面上的教學和測試都是欠妥的。

第三，在外語教學中，正確處理語言知識與百科知識的關係，正確處理「授業」與「傳道」的關係。

在外語學習的初期，語言知識幾乎是百分之百，百科知識卻接近於零。

隨著學習的深入，語言知識逐漸減少，百科知識逐漸增加。

最後，百科知識取代語言知識，占據了主要地位。

對教材編寫者和教師而言，在輸入中不斷增加百科知識，是一個隨時要關注的問題。

對成人學習者來說，最可怕的是接觸百科知識為零的材料，這樣的材料會讓學習者感到在智力上受到侮辱，因而喪失語言學習的內在動力。

同時，應與教育也肩負著「博雅教育」（也有人譯作「通才教育」或「通識教育」）的使命，其宗旨是培養具有廣博知識與優雅氣質的人。

而在今天的社會環境下，英語教育也難免俗，存在一些危險傾向，如只重視語言技能，忽視人文素養；只管「授業」，不顧「傳道」；只知「制器」，忘記「育人」。

這是我們今後應努力改變的。

第四，正確處理教材與教法的關係。

毫無疑問，教材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教法。

當然，有的教師可以超越教材，只利用教材中的可用部分，剩下的自己發揮。

但這種超越對教師的要求很高，恐怕多數教師難以做到。

所以，教材編寫者的任務十分艱巨，要編出一套語言、內容都經得住推敲的教材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

目前，「一綱多本」能使教材互相競爭，優勝劣汰；也使教師有選擇的餘地。

編寫教材大概有5條要注意的。

第一，教材前面要寫明作者的編寫原則，，即我認為語言是應該如何教授的，也就是寫明自己的外語/二語習得理論。

這條原則對中小學教材比對大學教材更為重要，對中等程度之前的學習者來講，學習路子（approach）應該比較講究。

第二，教師的語言採樣要有代表性，就使用有限的課文文本全名反映語言的真正面貌，低年級教材要確保反映語言共核（暫定為任何水平、文體、社會方言都離不開社會的事實），高年級教材要確保出現各種體裁、題材、文件等，全面反映語言的廣度和深度，全面反映語言所代表的文化和社會制度。

第三，教材的語言應是最規範、最標準的。

特別是中級以前的教材。

不要認為本族語者寫出來的東西都是好語言。

一般來講，作家和經過訓練的語言教師寫的東西比較可靠。

不要認為，外國人寫的東西不能改動——應根據學生的水平作適當調整，初級課本材料必須進行修改，就連高年級的教材也要經過修改。

第四，合理編排入選課文，由易到難，難度適中。

第五，課文後的練習要講究幾點：1）千萬別用多項選擇來當課本練習，課本上出現那麼多有意設計的多項選擇是錯句或誤導性搭配，大大降低語言輸入的質量；2）練習要體現二語習得理論，要符合學習外語的規律；3）練習要有針對性、計劃性和實用性；4）練習要多「以任務為基礎」，以學生為中心。

第五，正確處理教學與考試的關係。

從原則上講，應該是以教學為主，以考試為輔。

但近年來，情況有些反常，考試的指揮棒越來越厲害，迫使應試教學多了起來。

考試是應該有的，但要為教學服務，而且應該測試學生的綜合語言能力，而不是那些莫名其妙的東西。

多年的英語「熱」是英語考試成了一種產業——每一種大規模的考試都養活著一大群人，從大綱設計者、試題設計者、出版商、培訓中心，到考務工作人員、閱卷人員，甚至到考點學校的保安人員、自行車存車出、小賣部等，當然還有背後的主管部門。

正是應為英語考試的產業化，有關模擬試題的書才會層出不窮，相應的培訓班也才會應有盡有。

如果這些考試對英語學習確實有用，我們也就不去管了。

問題是：許多考試不是考語言能力，而是考識別能力、猜測能力，甚至是撞大運的本事。

客觀試題的瘋狂流行，使得幾百萬的英語學習者天天在劃ABCD，這哪裡是在學英文呀！我看到全國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生都在劃勾，心裡很難過。

但是，最近我也高興地看到，《全國高中英語課程標準》中已經提出形成性評價要求。

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張堯學也撰文指出：「我們再次強調，四、六級考試只是一種檢驗公共英語教學大綱落實情況的考試，它不應成為大學公共英語教學的指揮棒。

而且，即使對四、六級考試而言，我們也要進一步改革，使之適應應用性英語教學的需要。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希望以後情況會有所改變。

第六，正確處理準確與流利的關係。

「沒有準確，流利就失去基礎」這話是對的，與西方的There is no fluency without accuracy 的說法也基本一致。

但這種說法只是強調了準確的重要性。

即使將這種說法改為「既要強調準確性，又要注重流利程度」，教師也無從得知該如何掌握這兩者的分寸。

我覺得，可以區分兩種情況：對於初學者，千萬不要過分糾正其語言中的偏誤，二要更多地鼓勵他們使用外語進行交際；對於中等以上的學習者，可以適當糾正其語言中的偏誤，但要一步打擊他們的學習積極性為前提。

換句話說，越到高年級，越要強調準確性。

此外，不同場合應有不同要求。

在與朋友聊天或在課堂上扮演某個角色時，應以流利性為主要要求，不用太注意準確性。

這裡有一個有趣的觀察：在英國留學的中國人中，香港去的學生講英語是錯誤百出，但人家什麼都能表達，因此辦事能力特彆強；大陸去的學生語言比較準確，但講話又慢又少，導致交流困難。

香港學生筆頭語言不夠準確，但閱讀速度很快；大陸學生的筆頭作業語法很規範，但閱讀速度卻慢多了。

這種現象值得我們思考。

有一點必須指出來：不能利用準確性的重要，來為大家考查語法知識開脫，為多項選擇題開脫。

第七，正確處理母語文化與目的語文化的關係。

目前，絕大多數教師都已經意識到，文化教學是外語教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學外語而不學其文化是徒勞之舉，脫離文化的外語學習會墮落成單純的形式和詞彙學習。

理解目的與文化對準確理解語言和得體實用語言都是十分重要的。

有關文化教學，我想強調三點：1）要讓學生了解不同文化之間只有差別，而沒有優劣之分，我們應具備容納不同文化的胸懷，以減少在社會交往中有文化差異造成的誤解；2）在教授外國文化時，不要忘記提醒學生多了解自己的文化。

學習外國文化不是為了全盤西化，更不是為了忘掉自己的文化。

有的人在美國學了一年，回國後就滿口西方文化如何好，中國文化如何不好，這其實是膚淺和無知的表現。

事實上，只有了解了外國文化，才能更好的欣賞自己的文化，懂得兩種文化的人可以達到認識上的至高點。

比如說，因為我們懂得兩種文化，我們對中國文化更加珍愛，當然也更清楚地看到這種文化的缺點。

因為我們了解了美國文化，所以如果有人把它說成一團糟，我們不會相信；把她描寫成一朵鮮花，我們同樣不會相信。

在一定程度上，我們比從來沒有離開過自己國家的美國人更了解美國文化；3）了解一種文化不是輕而易舉、一蹴而就的。

大家都知道一種說法：一個中國人在美國待了一個星期，覺得自己可以寫一本有關美國文化的書；待了一個月，覺得可以寫一篇文章；待了一年，覺得什麼都寫不出來了。

這個故事說明，要想真正了解一種文化，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當然，我們的學生無須了解那麼多的外國文化。

但是，只有當他們樹立了對文化的正確認識與態度之後，他們的外語學習才能獲得長足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