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視點：語言習得研究前沿

作者簡介：

袁博平/張輝/盧植/蔡金亭/張萍/曾濤/常輝

袁博平（劍橋大學）：

二語習得研究長期以來一直在圍繞「成人二語習得為什麼不成功？」「為什么兒童在短短几年的時間內就能掌握自己的母語，而成人花十幾年甚至幾十年學習二語仍然無法達到母語者的水平？原因何在？」等問題展開。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二語研究人員大多從宏觀角度來探討以上問題，其中包括喬姆斯基所提出的普遍語法（Universal Grammar）在成人二語語法中是否仍然存在？成人二語學習是否受到語言學習關鍵期的影響？成人二語習得中語言參數的重新設定是否能成功？這些都是當時的研究熱點。

但是自本世紀以來，二語習得研究開始越來越關注一些微觀的問題，正在從宏觀方面轉向微觀方面。

在對「關鍵期」問題的討論方面，許多研究顯示，「關鍵期」對第二語言各個範疇的影響不同，比如，語音習得與詞彙習得相比，後者受「關鍵期」影響就小得多。

因此，籠統地討論「關鍵期」對語言習得的影響已開始受到質疑。

在二語習得參數重設方面，研究者開始更加關注微觀參數（micro-parameter）而不是宏觀參數（macro-parameter）。

微觀參數指的是語言中的各類特徵（features），二語習得涉及語言特徵的重新組合。

以漢語為例，漢語「是……的」句型中「的」的使用對句子時態起重要作用，比如：

（1）張三是這個月結婚。

（「結婚」這一事件是否發生不確定）

（2）張三是這個月結婚的。

（加上「的」後，「結婚」這一事件已經確定發生）

當母語是英語的人學習漢語時，他們必須把「過去時態」這一語言特徵從他們母語動詞時態上重新組合到漢語「是……的」句型的「的」上（詳細研究請參看Mai & Yuan（2016））。

這類語言特徵重組是否會對成人二語習得帶來困難？這是目前許多研究人員所關注的問題。

近幾年二語習得領域關注的另一個問題是接口問題，包括句法與語義的接口、句法與語篇的接口、句法與語用的接口等。

先談句法與語義的接口問題。

不及物動詞有非賓格動詞與非作格動詞之分。

（3）a.一條船沉了。

a』.沉了一條船。

b.一棵樹倒了。

b』.倒了一棵樹。

c.一個老人笑了。

c』.*笑了一個老人。

（3a-b）中的動詞表示某種「變化」，而（3c）中的動詞表示一種方式，不表示「變化」。

它們雖同為不及物動詞，表達的意義卻不同，因此，這裡的句法結構受到動詞語義的制約，從而構成了一個句法與語義的接口問題。

成人漢語二語習得是否能在句法與語義上接口，這將是漢語二語習得的一個關鍵問題。

再看句法和語篇的接口問題。

我們都知道，漢語中疑問句的疑問詞沒有顯性移位，是wh-in situ語言，與語篇無關的wh詞不能前置，但與語篇有關的wh詞可以前置，比如：

（4）a.*什麼你喜歡？ b.什麼菜，你沒吃？

（4a）里的「什麼」與語篇無關，所以不能前移，而（4b）里的「什麼菜」是聽話人和說話人共享範圍內的信息，可以前移，這裡表現出語篇對句法的牽制。

我們的問題是：語言學習者是否能對這種句法-語篇進行成功接口？這可以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二語學習者達不到母語的水平。

再講句法和語用的接口問題。

以漢語「都」的使用為例：

（5）a.我把那個蘋果都吃了。

b.*我把一個蘋果都扔了。

「吃」可以一口一口地吃，可以切分（segment），但「扔」不行，是一次性的動作。

這與語用現實有關係。

我們要研究的是成人如何進行句法與語用的接口，兒童又是如何進行的？我們在成長過程中，父母不會告知我們「這裡有句法-語義接口，那裡有句法-語用接口」等等，那麼是什麼語料激活了這些接口？

因此，如何解釋這些接口問題成為近年研究的重點。

研究人員正在從宏觀向微觀轉移，關注的問題也越來越細緻。

研究人員認為不僅在語言習得問題上存在接口，在方法論上也要接口。

在語言習得方面，我們現在有大量的量化研究，比如藉助ERP、眼動儀等技術在心理語言學及神經語言學方面的研究，這些技術為我們提供了更科學的研究手段。

雖然這些技術很有用，但研究人員語言學的功底同樣也很重要。

語言學是做語言習得研究的重要功底，不管採用什麼技術，研究人員要有目的語和本族語的紮實功底。

現在大家都在做量化分析，但僅僅對量化分析數據的描述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提高解釋力。

由於在方法上有技術上的接口，設計必須要嚴謹，如果變量控制不妥，很難得到有效的證據。

此外，語言學、心理學、教育學、神經學等還要進行跨學科的接口。

最後，還有研究人員的接口，現在大量的研究都是合作進行的，單一作者的文章越來越少，因此研究人員要有合作。

也就是說，要進行全面接口。

在中國，從事二語習得研究的隊伍正在不斷壯大，這是值得慶賀的事情，在研究隊伍擴大的基礎上，要在研究質量上下功夫，形成自己的研究風格和學派，希望這次「全國外語教學與研究中青年學者論壇」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張輝（南京師範大學）：

我以前一直從事漢語習語的認知與神經機制研究，2013年起開始關注二語習得，尤其是二語句法加工的神經機制研究。

我注意到，二語習得研究所使用的方法是行為實驗和問卷調查，由於研究方法的局限，二語習得的許多理論在影響因素對最終習得狀態（ultimate attainment）的預測和證據上有分歧。

我認為要解決這一問題需要新的方法。

目前關於二語習得句法加工的神經機制的研究，尤其是ERP的研究方面，國際SCI和SSCI期刊大概有四十餘篇論文，這說明國際學術界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開始關注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已經取得了較豐富的成果，但在國內這方面的研究才剛剛起步。

Hernandez（2013）在其專著The Bilingual Brain中對一些問題進行了詳細的論述，他提到二語習得研究的三大支柱問題（three pillars in SLA）應該是我們關注的焦點：

第一是習得年齡或最初接觸外語的年齡（age of acquisition，AoA），關注二語習得的年齡和關鍵期問題。

關鍵期到底影響有多大？ERP的第一個句法加工實驗是Weber-Fox & Neville（1996）發表在Journal of Cognitive Neuroscience的論文，她們發現越是習得早的，越接近母語。

但此實驗有一個缺陷，就是沒有控制外語水平。

後來的實驗基本上都是控制了外語水平，考察不同習得年齡對學習結果的影響，或者控制習得年齡，看不同外語水平對習得結果的影響。

到目前為止，習得年齡關鍵期問題仍存在爭論。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有的學者如Steinhauer（2014）提出，較晚接觸外語的學習者（12歲以後）也可以達到接近母語的水平。

第二是外語水平（level of proficiency），研究不同外語水平的二語學習者對二語的加工是否與母語者相同。

國外對二語句法加工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英語母語者學習西班牙語或德語母語者學習英語等，這些研究都是在印歐語系內進行的，其習得的語言與其母語相似。

中國英語學習者的母語漢語缺乏印歐語豐富的形態，其在句法上的加工是否表現出特殊性？例如，耿立波、楊亦鳴（2013）發現，中國英語學習者在加工英語主謂一致時出現了失匹配負波（MMN）。

這一發現在國際期刊的二語句法加工的論文中從來沒有報導過，因此需要我們進一步研究才能確認。

第三是二語的認知控制（cognitive control）研究，研究學習者大腦認知的控制問題。

健康的雙語者能控制語言的使用，在說一種語言時，他可以控制不說另一種語言，但大腦損傷者則失去了這種控制的能力。

雙語的認知控制是二語習得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但國內對認知控制的神經機制研究還很少，值得我們關注和研究。

以上三個支柱問題，本人近年來一直關注著。

2014年我獲得的國家社科基金重點項目就是要運用ERP技術探討中國英語學習者對英語句法加工的時間進程和神經機制，希望今後在這方面能做更多有價值的研究，獲得更有價值的發現。

盧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中國是世界上學習英語人數最多的國家，有世界上最多的英語學習者和最龐大的英語教師隊伍，中國英語學習者的背景和特點豐富多彩，因此，中國是二語習得研究的富礦，有著數量可觀的研究對象及與之相關的最為多樣化的研究問題，可以從多方面和多角度探討二語習得的相關問題和機理。

1）理論聯繫實際、關注學生成長。

在二語習得研究中做到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極為重要，研究者要從教學實踐中觀察學生、研究學生、發現問題，運用二語習得理論來分析和研究問題，把研究結果反哺於教學，做到教學相長，促進學生的學習和成長。

隨著教育理論中人本主義思想的普及，外語教育和教學越來越多地關注學生和學習者，外語教育和二語習得研究中以學習者為中心（learner-centered/oriented）漸成趨勢。

要在教學的實踐中觀察學生在外語學習中的特殊表現，從中發現問題，查閱文獻，進行研究。

比如，我們曾在教學過程中觀察到粵語方言區的一些學生在英語口語中會有吞音或增音現象。

一個看似簡單的二語者的語音現象，其實蘊含著二語音位習得的深刻道理，可以從母語影響、語言遷移、語音習得、二語水平、交際能力等各個維度進行科學嚴謹的實證型研究，從而深入分析和理解我國英語學習者的語音習得規律和特點（盧植2002），這樣的研究所得的結論才是有意義的。

立足和紮根於中國外語學習者的二語習得研究才能服務於中國的英語教育和教學，以中國外語學習者為研究對象的二語習得研究也才具有真正的價值。

2）跨學科和超學科的方法論在二語習得的研究中日益重要、漸成熱點。

二語者或雙語者處理兩種語言的神經機制仍是未解之謎，是目前國際上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熱點問題，需要進行跨學科合作研究。

對於語言學習的認知過程及其機制，過去多從行為科學的層面進行研究，而且獲得了眾多極有價值的成果，極大地深化和豐富了人們對二語習得的規律性認識，受心理學等認知科學分支的影響，作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分支的二語習得在本質上具有極高的實證性和多科性。

目前，隨著人們對二語習得認知神經機制的深入研究，二語習得研究的跨學科特色更為明顯，多學科跨學科的團隊型研究更為普遍。

比如，二語習得研究中著名的「關鍵期」假設的研究，在美國曾經有教育學、心理學、語言學、社會學、二語習得等領域的專家參與研究，目的就是發現二語學習起始的最佳年齡。

對於這個問題的研究，目前人們更是從認知神經語言學的角度來進行探討，藉以分析不同習得起始年齡二語者的大腦神經機制的差異。

二語習得中神經機制的研究實際上也體現了當前國際科學界的熱點問題，即腦科學的研究將極大地改變人類的生活狀態和生活方式。

3）二語學習者如何將陳述性知識轉化為程序性知識。

認知心理學很早就提出人類記憶系統有陳述性記憶和程序性記憶兩大系統，相應地，人們頭腦中的知識有陳述性知識與程序性知識之分。

這兩大記憶系統在學習和處理信息上既相互合作又互相競爭，在掌握相同或類似的知識如語言序列和語法規則知識時相輔相成，其中一個系統的低效會引發另一個系統功能的加強。

最新研究表明，二語學習者的語言經驗水平較低時更多地依賴陳述性記憶，隨著二語學習者經驗水平的提高，他們會更多地依賴程序記憶，並且其語言水平提高的幾率很大（Ullman 2013）。

這一過程由一系列因素決定，如二語者開始學習二語的年齡，接觸二語的時間，個體差異尤其是短時記憶或工作記憶容量，等等。

在這方面，以我國外語學習者為對象的研究還有進一步拓展的必要，不同水平的中國英語學習者的陳述性知識轉化為程序性知識的路徑和機理值得我們去研究。

4）二語習得的複雜動態系統研究，這是二語習得研究領域的另一個熱點問題。

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桂詩春教授就提出外語教學是一個大系統，包含各種各樣的參數（桂詩春1994），這一觀點受到許國璋先生的認可和讚揚。

這一觀點是中國學者對二語習得研究學科的思想和理論貢獻，需要我們的系統闡發和闡述。

而Larsen-Freeman於1997年才提出二語習得中的複雜理論（Complexity Theory in SLA），認為二語習得是一個複雜動態的自適應系統，二語習得領域的著名期刊Language Learning於2008年編髮專刊探討語言的複雜自適應特徵。

也有國內學者注意到了二語習得複雜理論，問題是介紹者有之，而實驗性的實證研究尚不多見。

還有目前國際上較新的二語習得中的認知控制及認知負載理論（cognitive load theory）等，國內研究者跟蹤的步伐較慢，較少有人結合中國實際進行研究。

5）關於二語習得研究難點問題。

首先是問題意識，一項研究要有好的創意和研究設計，好的研究主要體現在研究者能夠發現問題所在，切中問題要害，精心設計研究框架和程序，從而能夠解決問題。

有時候，需要跨學科多學科的團隊合作，隨著科學研究的分化和整合雙向趨勢日益明顯，任何科學問題的探討都需要分工協作，聯合攻關，尤其是二語習得研究有時會涉及學生、教師及管理人員，學科方面除了語言學，還可能涉及教育學、數學、統計學甚至計算機科學、醫學等等，因此，團隊合作就尤為必要。

其次是研究手段的問題，目前雖有大量運用ERP，fMRI等技術手段的研究，但傳統的紙筆實驗並未過時，好的設計和研究思路才是一項研究的靈魂所在，我們常常可以在國際一流學術期刊上讀到運用傳統方法做出的高水平研究。

最後，是文獻的查閱和獲取，這涉及對國際學術動態的了解和把握。

蔡金亭（華南理工大學）：

我主要談談對語言遷移問題的研究。

「語言遷移」又稱為「跨語言影響」，在二語習得和外語教學中如影隨形，時刻存在。

語言遷移研究作為二語習得的核心課題之一，不僅研究內容廣泛，而且受到了心理語言學、認知語言學、神經語言學等的高度重視。

語言遷移研究是一座值得挖掘的富礦，還有很多未解之謎等待探索。

縱向來看，它跨越四個研究階段（Jarvis & Pavlenko 2008：4-8）。

第一個階段只把語言遷移看作一個可能影響二語習得、語言使用及其他語言、心理、認知和文化過程的自變量。

現在則傾向於把語言遷移看作因變量，不僅通過實證研究考察多種因素如何影響不同類型的遷移從正向、反向發生的情況，而且提倡運用新方法對新興話題進行深入挖掘，呼籲新的理論框架。

今後語言遷移研究有以下幾個方面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視。

首先，要加深對語言遷移的理解。

語言遷移不僅是結果，還是過程；不僅涉及語言層面，還涉及概念層面；不僅有顯性的，還有隱性的；不僅是有意識的，也可能是無意識的；不僅是正向的，還可能是反向的。

其次，要重視理論框架的建構。

前人對語言遷移提出了不少有啟發的觀點和假說，但很少有人將其體系化，形成理論框架。

張會平、劉永兵（2013，2014）做了大膽嘗試，提出了概念遷移理論框架。

近來，蔡金亭、李佳（2016）對其進行了批判性分析，提出了「語言遷移的多維動態理論框架」。

但該框架是否合理，還需要實踐檢驗。

再次，要重視研究方法。

針對許多語言遷移實證研究的研究方法不夠嚴謹的現狀，Jarvis（2000，2010）提出了「統一框架」和「基於比較的取向」，已有人將其運用到實證研究之中。

近年來，本人受動態系統理論的啟發，在批判性吸收上述框架的基礎上，提出了判斷母語遷移的比較-歸納方法框架，並將其應用於課題組的系列研究之中。

但上述框架只是依賴語言證據，更為科學的研究還應同時分析內省證據和副語言證據，從而形成研究方法的三角論證（trianglism）。

但目前做到這一點的研究極少。

第四，要緊扣前沿課題。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1）概念遷移（conceptual transfer研究，但須注意它與語言層遷移（linguistic transfer）密切相關，還要用嚴謹的方法判斷概念遷移及其子類——純概念遷移（concept transfer）和概念化遷移（conceptualization transfer），避免把語言層遷移過度解釋為概念遷移。

2）反向遷移和雙向遷移。

3）一語習得中的語言遷移，包括其中母語對二語的影響、母語對三語的影響、二語對三語的影響等。

4）語言遷移與其他因素的互動，需要考察的因素包括語言水平、跨語言客觀異同和主觀異同、語言普遍因素、個體差異因素等。

5）二語產出和理解中語言遷移的表現和運作機制的異同。

最後，要重視對研究結果的理論解釋。

可以吸收心理語言學和神經語言學的結果，從二語產出和理解心理過程角度予以解釋（參見Cai 2015）。

張萍（華南師範大學）：

縱觀《外語教學與研究》近三十年來所刊發文章目錄的關鍵詞，從1995年的「話語分析、語言測試理論、詞彙研究、文化定型、功能語法、主位推進」，到2005年的「寫作、外語教學改革、語法隱喻、語言學史、二語習得、教學信念」，再到2015年的「中國英語學習者、實證對比、語塊、句法分析、詞彙化、語用特徵、語法能力」等，可以看出，三十年來中國二語習得研究有幾個變化趨勢：一是研究內容從綜述、總結式的理論述介擴展到二語習得句法、詞彙、語用等諸多層面；二是研究對象從曾經的「仰望」本族語者到「青睞」中國英語學習者；三是研究方法從非實證、偏主觀分析大幅推進到量化和質化行為研究。

中國雖然是做二語習得研究的大國，也具備各種有利條件，但我們離國際水準、與國際接軌、發國際聲音還有一段長路要走。

我個人認為，我們的二語習得研究還可以在以下幾個方面進一步推進：

一、研究內容。

比如詞彙研究。

王立非、江進林（2012）的統計結果發現，國際二語習得研究近10年來（2000-2009）詞彙習得的研究最多（116次），詞彙習得也是語言學習者最常問及的話題（Cook & Singleton 2014）。

詞彙習得中涉及詞形與概念的輸入加工、不同語境下的詞彙習得、母語知識對詞義和搭配習得的影響、心理詞彙與使用中的詞彙接口、英漢雙語詞庫對比等。

再比如語言的磨蝕研究，包括漢語和英語的磨蝕，還有語言的加工研究等。

有些是熱點話題，比如語言與大數據，牽涉到語料庫、翻譯、網絡語言使用等研究；有些是經典話題，沒有結論，仍是熱點，比如母語遷移、習得年齡等，需要更多深入的探索。

二、研究對象。

「二語習得者」在中國習慣上被理解為英語作為二語的中國學習者，是外語界的地盤。

將漢語作為第二語言學習的常常叫做「對外漢語學習」，歸漢語界研究。

我們其實還有少數民族學生學習漢語、英語作為第二、第三語言。

個人覺得，二語、三語者群體日益壯大，英漢兩界應聯手研究，至少我們可以將漢語二語學習者作為CFL/CSL（Chinese as foreign/second language）學習者一起納入我們的二語習得研究對象範疇。

去年在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召開的對外漢語研究國際研討會上，蔣楠教授也曾提出這樣的建議。

「中國英漢語比較研究會心理語言學專業委員會」吸納了研究漢語的心理學研究者和研究英語二語習得的學者，我們已經開始在做這樣的融合。

兩界聯手一可以更好地傳播母語習得的成果，二可以做兩語習得的比較研究，這是雙贏的事，我們應該去做。

三、研究方法。

二語習得本身就是多學科交叉而成，其研究方法也理應多樣，更需三角驗證。

離線式的語言學本體需要研究，在線式的心理學視角的加工實驗研究、厚描寫的社會學視角的動態建構、互動等質化研究同樣不可或缺。

還有將英語作為外語（EFL）和將英語作為世界語（ELF，English as lingua franca）態度的不同，多了一種解讀二語習得的視角，這些都是我們需要加強研究的地方。

四、研究理論。

二語習得是一頭巨象，不同視角對它的解讀必然產生不同的理論（Van Pattern & Williams 2014），過度依賴單一理論和語言研究必然無法描繪二語習得全景。

語言社會化理論、會話分析路徑、動態系統理論、身份建構視角等社會文化理論和計算、心理、認知語言學理論將會作為傳統認知理論的有力補充，豐富英、漢二語習得研究的理論解釋，其對比研究成果又將增強中國二語研究者的理論建構意識和能力。

如果大家仔細觀察這次會議的報告內容，也應該能夠看到既有經典話題的研究，也有對新理論的探索，也有各種交叉（研究視角、英漢受試、研究方法等）。

希望在今後的二語習得研究中，我們能從各自為營、盲人摸象式的研究過渡到團隊作戰、多靶位聚焦，全方位、多視角地將二語習得的研究成果從點慢慢連成片，希望將來在勾勒出二語習得這頭大象的全貌中有我們中國學者的貢獻。

曾濤（湖南大學）：

我起初從事母語習得研究，現在也兼做一些心理語言學研究。

現在跟大家分享幾點研究體會：

1）語言習得研究是認知研究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母語習得、二語習得，還是雙語習得、方言習得等研究都是為了揭示語言普遍性規則，為了探求語言與思維之間的關係，為了客觀描述和科學解釋語言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交際能力的發展過程，因此學科之間相互交流與借鑑非常重要。

國內母語研究的群體涉獵語言學、教育學和心理學等不同領域，研究者之間的交流日趨頻繁，相關學科的緊密支撐也變得越來越重要。

母語習得一直是理論語言學的支柱學科之一，很多語言學的理論問題都需要母語研究提供更多的實證證據。

只要有好的選題，好的研究範式，傳統的母語習得還有很大的探索空間。

2）語言習得要突破語言本身的限制，不管是一語、二語還是對外漢語學習，都需要在更大的框架下進行研究。

目前，國內的二語習得研究主要集中在以英語為二語的研究中，小語種、對外漢語、方言及少數民族語言的研究還很薄弱，這些研究都還沒有真正融入二語習得這一統一範疇。

此外，當前的習得研究大都沒有考慮社會語言環境的複雜性，兒童所處的語言環境往往是雙語或雙方言的，而二語學習者也同樣如此。

因此，今後的研究還需要進一步突破語言本身的局限，既保持各自研究領域的目標與特點，又把母語習得、外語學習、對外漢語、方言習得等納入統一理論框架，從而真正推動我國語言習得研究的發展。

3）語言習得研究越來越藉助心理學與神經認知科學領域的各種技術，比如ERP（事件相關電位）、核磁共振成像、近紅外光譜等等。

新技術的學習固然重要，但研究者需要時刻提醒自己技術終歸只是技術，並不是所有習得研究非得要用某些技術手段，任何時候好的研究問題、好的研究視角更為重要。

當然，研究者也不必排斥新方法、新範式，因為新的研究手段和方法可能會使舊的研究煥發新的活力，促使研究者發現新的問題，拓寬研究思路，因此應該以更開放更積極的心態對待新技術。

常輝（上海交通大學）：

二語習得研究自上世紀70年代初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後發展十分迅速，跨學科特點也越發鮮明，有語言學視角、心理學視角、社會文化視角、教育學視角等，每個視角都有一些熱點和前沿問題。

例如，目前基於形式語言學的二語習得研究都在探討接口知識的習得與加工，把以前的普遍語法可及性研究向縱深方向進行了拓展，並與心理學結合。

心理學視角的二語習得聚焦在二語習得與加工的心理認知和神經認知機制上，通過眼動儀、ERP和fMRI等先進設備探討一些艱深的前沿問題，從而探索人類大腦的語言運作機制。

這些問題包括：1）二語詞彙和一語詞彙是否存儲在雙語者大腦的同一區域，雙語者對它們的提取是否通過同一個機制？2）二語習得者對規則詞和不規則詞的存儲和提取是通過單一機制還是雙機制完成的？3）二語加工機制與一語加工機制是存在質的差異（即加工機制不同）還是量的差異（即加工機制相同，而加工水平或者說加工自動化程度不同）？二語習得的普遍失敗是否是由二語加工機制與一語加工機制存在質的差異造成的？

作為中國的二語習得研究者，我們除了緊跟國際潮流做一些熱點和前沿問題的研究外，還需要注意研究的本土化，並為推動漢語習得研究和建設語言習得理論做出貢獻。

這些本土化的研究不僅是國家需要的，而且往往也是語言習得研究的熱點和前沿。

例如，我們需要研究開設學術英語課程學生所需的英語水平，翻轉課堂、慕課和微課應用於教學的效果，學習英語的起始年齡對英語水平的影響，在這些方面做一些實實在在的微觀研究，可以為我國語言政策與規劃的制定提供參考。

我們也需要更多地關注中小學的英語學習問題，為中小學英語教學提供更多的指導。

我們還需要加大對留學生漢語習得和中國兒童漢語習得的研究，前者能夠更有效地提升漢語的世界地位和傳播中國文化，後者可以讓家長更加清楚孩子的漢語發展，還可以用於中國兒童語言障礙的診斷和康復。

同時，這兩方面的研究還可以推動語言習得理論建設，因為目前的語言習得理論大都是基於英語等印歐語系的語言提出的，很多不適合漢語（Yuan 2010，2013，2015；Zhao 2011），通過漢語習得研究，我們可以修補，甚至推翻目前的一些語言習得理論，提出新的語言習得理論。

總之，世界語言習得理論的發展離不開漢語習得研究。

最後，我非常贊同袁博平教授的觀點，目前的二語習得研究都在向縱深方向發展，經典的研究問題未必不是熱點，但需要我們從不同的視角更加精細地研究該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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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刊於《外語教學與研究》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