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研究述評

摘 要:

本文通過對1977年以來發表在各級各類刊物上的475篇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論文進行統計分析,從研究理論基礎、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材料等方面梳理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和發展動態,探討該領域研究所存在的薄弱環節,並就促進該領域研究的新發展進行一定的討論。

漢語;第二語言;語音習得;研究現狀

作者簡介:

周小兵,中山大學中文系。

王功平,中山大學中文系。

相關信息: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07JC 740008)的成果之一。

(本文刊於《漢語學習》2010年第1期)

§ 0引言

語音學習,是第二語言(以下簡稱「二語」)學習的重要基礎,也是二語學習者的首要困難。

二語語音教學是培養二語學習者聽、說、讀寫技能和社會交際能力的首要前提。

自呂叔湘(1977)倡導通過對比來研究漢語以來,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為了使該領域的研究更好地服務於對外漢語教學和漢語國際傳播事業的發展,本文以1977年以來,發表在各級各類刊物和有關會議論文集上的475篇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論文[1]為研究對象,從研究理論基礎、研究方法、研究內容、研究材料等方面,統計分析了該領域的研究現狀及其發展動態,探討了該領域研究所存在的薄弱環節,並就如何促進該領域研究的新發展提出了粗淺建議,以期為今後的二語語音習得提供借鑑。

§ 1研究現狀與趨勢

1.1研究的理論基礎不斷拓寬

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後期,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主要以Whorf(1941)、Lado(1957)等語言學家的「對比分析」(contrastive analysis)理論為基礎,湧現出了一批漢外語音對比研究成果。

如程棠(1977)通過對比漢—法語音後得出:漢法輔音系統的差異大於元音系統的差異,法國學生學習漢語語音時,一是要注意區別漢語的送氣與不送氣輔音,二是要注意不要把清輔音發成濁輔音。

此外還有朱川(1981a、1981b)的漢—日語音對比,周換琴(1982)的漢-斯(斯瓦希利語)語音對比,任遠(1984)的漢—羅(羅馬尼亞)語音對比等。

自上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Corder(1967)與Selinker(1972)等人的「偏誤分析」(error analysis)理論與「中介語」(interlanguage)理論,經魯健驥(1984)等引用來分析外國人學習漢語的語音偏誤後,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理論基礎,便由對比分析理論逐步擴展到「偏誤分析」理論與「中介語」理論,並促成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如包雙喜(1989)歸納出蒙古族學生漢字讀音的偏誤主要存在誤讀、變讀、跑調等現象。

沈曉楠(1989)通過聽辨調查和實驗分析,得出美國人學習漢語聲調的偏誤為:陰、陽、上、去、輕五個聲調中,去聲錯誤率最高,陰平其次,陽平、上聲和輕聲的錯誤率相差無幾;從錯誤類型來看,錯誤主要集中在調域而不是調型。

王韞佳(1995)藉助儀器對美國人的漢語聲調偏誤進行了研究,結果顯示:掌握程度較好的兩個聲調,陰平和去聲的主要錯誤是調型錯誤;掌握得不太好的陽平和上聲,調型、調域錯誤都存在,其中調域問題是主要問題。

董玉國(1997)分析了日本學生髮an-ang時的偏誤。

蔡整瑩、曹文(2002)通過聽辨判斷和聲學分析,總結了泰國學生學習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方面的偏誤。

進入21世紀以來,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理論基礎進一步拓展到語音知覺同化模型(perceptual assimilation model)理論、語音意識發展(phonological awareness development)理論、中介語語音變異(phonetic variation)理論、標記區別假設(markedness differential hypothesis)理論等。

如王韞佳(2001)引進和運用Best(1995)等人的知覺同化模型,設計實驗研究了韓、日學生感知漢語普通話5個高元音的特點:兩國學生感知錯誤率最高的是ǜ[y],感知的主要錯誤傾向是將它同化為i[i],但在具體的音節中,錯誤傾向受到聲母因素的干擾。

在學習時間相同的條件下,日本學生ǜ[y]的感知錯誤率高於韓國學生。

朱永平(2004)以Eckman(1977)的標記區別假設為基礎,對美國兩所大學一年級學生學習漢語聲母的情況進行了調查,得出他們的漢語聲母學習難度等級序列為:m、n、f、b、d、g、s>p、t、k、h>j、q、x、z>sh、zh、ch、c、r(從左至右,難度增加)。

高立群、高小麗(2005)引用Tunmer&Herriman(1984)等的語音意識發展理論,通過實驗分析了外國留學生的語音意識發展情況,結果顯示,留學生的漢語聲調意識優於韻母意識,韻母意識又優於聲母意識。

梅麗(2005)以Tarone(1983)等人語音變異理論為導向,研究了日本學生習得普通話捲舌聲母的語音變異現象。

1.2研究方法的科學性不斷增強

一是經驗總結性研究的比例不斷減少,定量實證性研究的比例不斷增加。

前者由1977-1987年間的84.6%,下降到1998-2007年間的62.3%。

後者由1977-1987年間的16.4%,上升到1998-2007年間的37.7%。

這裡的定量實證性研究包括了調查研究和實驗研究。

前者如王又民(1998)對匈牙利學生漢語雙音詞聲調標註的調查;張志雲(2002)對中級漢語水平韓國人聲母偏誤的調查等。

後者如高美淑(2001)對漢韓塞音/塞擦音的對比實驗。

王韞佳(2002)通過設計嚴密的實驗研究,得出日本學習者感知和產生普通話鼻音韻母之間的關係為:知覺正確率與發音正確率之間存在正相關,知覺正確率高於發音正確率;但在項目分析中,知覺與發音之間未表現出顯著關係。

王功平(2004)通過實驗分析了印尼留學生普通話雙音節上上連調的主要偏誤。

二是實驗語音學研究方法的使用率持續上升,促進了各種語音實驗儀器和軟體使用率的增加。

1977-1987年間,儀器和軟體使用率為3.5%,1998-2007年間增加到了15.1%,使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研究方法更加科學,結論更加可靠。

這些儀器設備和軟體包括了顎位儀(朱川1981、1997)、Visi-Pitch(王韞佳1995)、CSL4300B(高美淑2001)、Wincecil(蔡整瑩、曹文2002)、Mini-Speech Labs(石鋒、溫寶瑩2004)、K 3700(馮麗萍、胡秀梅2005)、Pratt(王韞佳、上官雪娜2004;林奕高、王功平2005;於輝2008)等。

1.3研究內容日臻成熟

1.3.1由以教學研究為中心,逐步走向教學研究與學習者研究協調發展

1977-2007年間的早期,研究主要以教學為中心,即以研究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教學方法為主。

如徐世榮(1980)認為抓住聲調教學這一環是突破朝鮮族學生漢語學習難點的核心,並提出了「對比聽辨、聲調演示器直觀教學」等聲調教學法。

余靄芹(1986)認為掌握第三聲連讀變調的低平調是掌握第三聲調值的關鍵;並提出先教平調(第一聲和第三聲),再教降調(第四聲),最後教升調(第二聲)的聲調教學順序。

華超、林春(1987)提出了「循環法」、「圖示法」、「手勢法」、「口型舌位強製法」等多種漢語聲、韻、調教學方法。

1977-2007年中後期,研究逐步轉向以學習者為中心,即從學習者的角度,研究漢語中介語的語音系統特徵及其偏誤規律。

如馬燕華(1994)分析了初級漢語水平留學生的普通話聲調偏誤。

王燕燕(1997)分析了菲律賓華裔學生的漢語語音偏誤。

吳門吉、胡明光(2004)用聽辨的方法,得出越南學生的漢語聲調偏誤規律為:高平調55念為半高44,全降調的調域較窄,起調不夠高,落點不夠低;漢語的四個聲調中,去聲情況最差;上聲主要是控制不好;陽平的起調偏高,上升急促而不平滑。

王韞佳、上官雪娜(2004)通過實驗,研究了日本學習者對漢語普通話不送氣/送氣範疇的加工模式。

陳凡凡、周小兵(2005)通過實驗,研究了韓國學生漢語主要韻母的發音—知覺關係。

胡曉研(2007)分析了韓國學生的漢語中介語語音模式。

1.3.2由靜態性研究為主,逐步轉向靜態性研究與動態性研究協調發展

靜態性研究包括三種:一是從共時角度,將漢外兩種語言進行橫向對比研究。

如劉明章(1986)通過對比漢、朝語音後得出幾組朝鮮語中沒有而漢語特有的音,並指出聲母zh、ch、sh、r是教學的重點,「似是而非」的音,如韻母ia、ie是教學的難點;二是將留學生的漢語發音同中國人的普通話發音進行橫向對比研究。

如石鋒、廖榮容(1986)通過實驗,對比分析了中、美學生髮漢語塞音時的異同;三是將相同級別、不同國家留學生的漢語發音進行橫向對比研究。

如朱川(1997)通過一系列的感知實驗和聲學實驗,對比分析了英、日、韓不同母語留學生及新加坡華裔學生學習漢語的中介音類型特徵。

其中在聲母一級難點中,英語母語學生在於舌尖、鼻邊閃類聲母,韓國語母語學生在於唇齒、舌尖和尖音類聲母,日語母語學生則包括了唇齒、舌尖、鼻邊閃、清濁和送氣類聲母,新加坡華裔學生則包括了唇齒、舌尖、鼻邊閃和尖音類聲母。

動態性研究包括兩種:一是從歷時角度,將同一國家、不同水平留學生的漢語發音進行縱向對比研究。

如傅氏梅、張維佳(2004)通過測試,分析了初、中、高三個級別的越南留學生漢語聲母感知和發音兩個方面的偏誤後得出:母語干擾對發音的影響大於對聽覺的影響,漢語音系內各音素之間的干擾對聽覺的影響大於對發音的影響;聽覺偏誤形式中,初級學生比高級學生更為複雜;高級學生對zh、ch、sh、q等聲母的聽覺偏誤反而比中級還要高;發音上,初級學生受漢語音系內諸多特徵的干擾更為明顯;中高級學生受母語發音習慣的干擾較為突出。

二是將同一組留學生不同階段的漢語語音習得過程進行縱向對比研究,如謝小麗(2006)採用跟蹤調查的方法,研究得出日本學習者漢語舌尖後音的發展途徑為:zh、ch、sh與j、q、x的感知與發音完全混同→開始能感知為兩個語音範疇,但發音不能區分→能感知為兩個語音範疇,發音能區分,但有偏誤發生→舌尖後音系統建立並走向成熟。

我們對所收集到的論文進行逐一查閱統計,結果顯示:靜態性的研究,從1977-1987年間的90.6%,下降到1998-2007年間的76.5%;動態性的研究從1977-1987年間的9.4%,上升到1998-2007年間的23.5%,靜態性研究與動態性研究逐步趨於協調發展。

1.3.3由以音節內語音要素習得研究為主,逐步走向注重語流習得研究

音節內語音要素習得研究,指對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三大語音要素的習得研究,語流習得研究指對漢語語調、語氣等大於音節語音內容的習得研究。

上世紀90年代以前,主要以音節內語音要素習得研究為主,聲母方面,如陳植藩(1980)提出藉助朝鮮語的漢字音,可以幫助母語為朝鮮語的漢語學習者分辨現代漢語普通話的 、 和 。

韻母方面,如王彥承(1990)認為日本學生學習漢語語音時,元音最難掌握的是e、er和-i。

聲調研究的成果相對比較多,徐世榮(1980)、余靄芹(1986)等提出了聲調教學及其改革方法,趙金銘(1988)認為應該打破漢語聲調排列次序之定式,以適應對外漢語教學;並提出了聲調訓練的「聲帶控制法」。

劉藝(1998)調查了日韓學生的漢語聲調偏誤,並將結果同美國學生的情況進行對比後得出:日韓學生的陽平和上聲聲調曲級非常接近;去聲問題日韓學生同美國學生一致,偏誤集中在調型而不是調域上。

上世紀90年代以後,語流研究日益受到重視。

如郭錦桴(1993)對英、日、剛果、澳大利亞等8國留學生漢語語調偏誤進行研究後得出,留學生語調偏誤突出表現為:停頓位置不當、停頓時長過長、語句重音不明顯、句末語調生硬等。

蔣以亮(1998)對留學生進行漢語語流教學實驗研究的結果顯示,接受語流訓練的留學生控制句子音高的能力明顯提高。

裘珊珊(2007)對日本留學生漢語陳述句核心重音的韻律表現也進行了研究。

統計顯示,1977-2007年間,音節內語音要素的習得研究,在各時期的比例逐步下降,由1977-1987年間的73.6%,下降到1998-2007年間的60.7%;而語流習得研究,在各時期的比例逐步提高,由1977-1987年間的7.5%,提高到1998-2007年間的20.7%;宏觀或綜述性的研究在各階段的比例基本持平。

具體見下表1:

1.4研究材料日趨豐富

現有論文所使用研究材料既有留學生非口頭髮音語言材料,也有留學生口頭髮音的言語材料。

其中言語材料包括了單字、雙字詞語(或字組)、句子和短文4種。

1977年以來,語言材料的使用率不斷下降,由1977-1987年間的89.1%,下降到1998-2007年間的53.5%;言語材料的使用率不斷上升,由1977-1987年間的10.9%,上升到1998-2007年間的46.5%。

研究材料的言語化和綜合化,大大提高了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準確性。

§ 2研究的薄弱環節

經過對外漢語教學及語音研究人員多年的辛勤耕耘,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研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

但是,與迅猛發展的對外漢語教學和漢語國際傳播新形勢需求相比,仍然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2.1研究發展不平衡

2.1.1研究涉及的語種不平衡

在聯合國五大工作語言英語、法語、俄語和西班牙語中[2],論文數量涉及英語的比例高達22.5%,而涉及法語、俄語和西班牙語的比例僅為1.5%、1.1%和0.8%。

誠然,世界上使用俄語的國家相當少;但是,將法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和地區多達35個;[3]將西班牙語作為官方語言的國家和地區也有19個。

[4]同樣,在來華留學生最多的前5個國家[5]語種(韓語、日語、英語、越南語、泰語)中,針對母語為韓語、日語和英語的留學生漢語語音習得研究均超過了總量的20%,而針對母語為越南語、泰語的留學生漢語語音習得研究都不到總量的5%。

2.1.2研究涉及的內容不平衡

從宏觀層面上看,有關漢語二語學習者共時上靜態性的語音習得偏誤研究比較多;而有關學習者歷時上漢語二語語音習得順序和發展過程(acquisition orders and developmental sequences)、漢語中介語語音變異(phonetic variation)、漢語二語語音表征(phonetic reprensentations)等動態性的研究相當少。

從微觀層面上看,涉及漢語聲母、韻母與聲調等音節內部語音要素的研究相當多,涉及大於音節的語流(包括漢語語調、語氣等)研究比較少。

2.1.3研究使用材料的不平衡

首先,語言材料的使用比例偏高,言語材料的使用比例偏低。

其次,研究所使用的言語材料中,朗讀發音材料的比例非常高(96.1%),留學生自然口語材料的比例相當低(4.9%)。

此外,從朗讀的言語材料內部來看,句子和文章兩類朗讀材料的使用率偏低,分別只有12.6%和4.7%。

我們通常提到的留學生洋腔洋調問題,不僅包括聲調問題,也包括語調問題。

要研究清楚留學生漢語語調習得規律及其偏誤特點,就必須使用句子和文章材料進行研究。

上面提到漢語作為二語語音研究發展過程中所存在的不平衡性,決不意味我們對各大語種和各類語音內容的研究,以及各種材料的使用要平均用力,而是力求讓有限的研究力量投入到最急切需要突破的漢語二語語音研究項目上去,以便更好地服務於廣大漢語二語學習者的漢語語音學習,真正作到「讓漢語容易學,容易用」。

(周小兵2007)

2.2研究手段現代化不足

一方面,現代化儀器的總體使用率不高,藉助儀器開展的研究只有15.1%。

當然,藉助儀器開展研究的論文質量並不一定就高,沒有藉助儀器開展研究的論文質量也並不一定就低。

但是不可否認,儀器的使用是提高研究質量的重要手段之一。

另一方面,儀器使用的種類比較單一,除了為數不多的論文使用了顎位儀等觀察發音生理變化的儀器外,其餘大多數研究使用的都是考察語音物理性質的聲學設備。

一些能直觀、動態地顯示學習者發音時發音器官運動過程的儀器,如氣流機、喉光鏡、高速攝影機等尚未見使用,這些儀器的使用將更有利於語音直觀教學和學習者的語音訓練。

2.3研究的系統性有待加強

2.3.1研究內容上的系統性考慮不足

漢語語音系統中,相同級別的子系統之間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

如聲母系統對韻母、聲調系統的影響;不同級別的子系統之間也是相互聯繫、相互影響的。

如漢語聲調與語調之間存在著「同時疊加和連續疊加」(趙元任2002)的關係。

因此,我們在研究某一個子系統時,必須系統地、周密地考慮其他子系統的影響。

目前不少語音研究,對語音系統之間的影響考慮還不夠細密。

如研究聲調時,沒有考慮到聲母、韻母的影響,或者考慮不夠周密。

2.3.2習得過程的普遍性考慮不足

目前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研究中,對不同母語學習者的漢語中介音進行區別性單一性的研究相當多,將不同母語學習者的漢語中介音進行綜合性、系統性的研究相當不足。

我們要建立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的新理論,既要從微觀上對某一母語學習者的漢語語音習得規律進行深入的分析,更要從二語習得普遍性的理論高度,將不同母語學習者的漢語語音習得規律進行深入系統提煉。

§ 3對研究發展的思考

3.1進一步加強與教學實踐的結合

首先要堅持服務於對外漢語教與學的實際需要這一核心目標,堅持從教與學的實踐中開掘研究課題、收集研究資料、制訂研究計劃、實施研究方案。

其次要提高研究成果的實效性,即各項研究成果必須經得起教學實踐的檢驗,確實能提高教學效果。

最後要提高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指各項研究所提出的有關語音教學方法和對策,應該能方便教師和學生的使用,能落實到對外漢語語音教材編寫和語音測試等相關工作中去。

3.2儘快建立漢語二語語音語料庫

上面提到的漢語二語語音研究中存在的涉及語種、研究內容、使用材料等諸方面的不平衡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關鍵性的原因就是數據太少。

二語語音研究,尤其是二語口語語音研究,採集數據時,需要製作專門的發音語料、規定的發音場所,還需要藉助一些儀器和軟體對語音信號進行標註,然後進行聲學參數的提取、統計和分析。

因此,整個研究工作比其他研究更為耗時費力。

解決問題的辦法就是儘快建立資源共享的大規模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語料庫,以避免不同研究者一次性小規模採樣可能給研究結果帶來的片面性,進而提高研究效率,提高研究結論的科學性和普遍適用性,更好地為教學實踐提供可靠的參考。

3.3加快國內外先進語音理論的吸收和應用

儘管對外漢語教學界開展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與教學研究中,運用了上述多種理論,但是相對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研究的重要性、複雜性和緊迫來說,仍然顯得相當薄弱。

如果我們能將其他相關語音理論,諸如語言發聲(phonation)理論、生成音系學(generative phonology)理論、優選論(optimality theory)、韻律特徵(prosody)理論、會話分析(conversation analysis)理論等加以綜合利用,則漢語作為二語的語音習得與教學研究將會取得新的突破性的發展。

注 釋：

[1]統計的論文包括了各級各類期刊和有關對外漢語教學研討會的論文集,以及相關專業博士、碩士畢業論文。

[2]這裡漢語作為目的語,故未包括在內。

[3]數據來源於鄭朝紅《近現代世界通用語的變遷———以法語、英語為例》,《河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4]顧育豹《西班牙語人才之花,你為什麼這樣紅》,《人力資源》,2006年第13期。

[5]數據來源於劉奕湛《2007年來華留學生人數繼續增長突破19萬人次》,新華網,2008-3-13。

詳細內容參見網頁http://www.jyb.cn/lx/lxsx/t20080313148379.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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