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復高考讓我志向成為一名職業法律人

【人物名片】黃進,男,祖籍荊州松滋,生於湖北利川。

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法學教授、中國法學會副會長。

1978年至1982年在湖北財經學院(現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律專業學習並獲法學學士學位,1982年至1988年在武漢大學國際法專業學習,先後獲法學碩士、法學博士學位。

1984年至2009年在武漢大學工作,曾任武漢大學副校長。

2009年到中國政法大學任職。

曾主持和參加中外科研項目多項,出版專著、主編或參編的著作60餘部,在中外刊物上發表中英文論文、譯作200多篇。

學術成果曾獲普通高等學校優秀教學成果國家級一等獎、司法部全國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一等獎等。

個人曾獲首屆中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等榮譽,2004年入選國家首批「新世紀百千萬人才工程國家級人選」。

從初識法律的懵懂到心系法治人才培養,他見證了我國法學教育從起步探索到體系完善的發展歷程。

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更牽動著他的心。

他就是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黃進。

今年高考前夕,《法制日報》記者專訪黃進,記錄下恢復高考第一年,他通過考試走進湖北財經學院,從此與法學教育結下不解之緣的故事。

講述人:黃進

人生軌跡發生三個變化

我1975年高中畢業後就下鄉了。

1977年10月,我得知國家恢復高考制度的消息。

那時,我們趕忙準備高考,準備時間非常有限,我印象中只有不到兩個月的準備時間,而且要邊工作邊備考。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參考資料,大家把能夠找到的與高考有關的資料都找來看,時間非常緊。

我就這樣參加了1977年的高考。

其實那時候我對法律還沒有什麼深刻的認識,我讀《毛澤東選集》和《馬克思傳》的時候發現,革命導師列寧是學法律出身的,他是在喀山大學讀法律。

馬克思最初上大學時也是學法律的,他是波恩大學法律系的學生。

所以我對法律有一點點印象,但是法律究竟是什麼,我當時並不是很清楚。

所以那時候看到湖北財經學院有法律專業,我就報了法律專業。

我覺得恢復高考給我的人生軌跡帶來三個變化:一是從一名下鄉知青成為一名大學生；二是從偏遠山區來到了白雲黃鶴的大城市武漢；第三個變化最重要,它讓我從過去沒有明確的人生方向變成了志向成為一名職業的法律人。

在大學學習四年法律,不僅讓我系統學習了法學的知識理論,更重要的是培養了法治信仰、法治意識、法治精神、法治思維、法治能力。

在學習法律、從事法律工作過程中,我印象比較深的有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在1980年,當時最高人民法院特別法庭審判四人幫。

第二件事是1982年我國頒布了新的憲法,也就是現行憲法。

那時候剛剛改革開放,我們能夠制定出這樣一部憲法是非常大的法治成就。

現在,憲法實施了這麼多年仍然不落伍,仍然是我國的根本大法,綱領性文件,說明當時的憲法制定得很好,這讓我印象非常深刻。

其三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門研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問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且對我國如何全面依法治國進行了系統、全面地部署。

我從1978年開始接觸法律至今,令人難忘的事情很多,但是這三件事最令我難忘、印象深刻,讓我感受到了法治的力量。

法治人才培養堅守五個信條

今年5月3日,習近平總書記到中國政法大學考察,看望法大師生,這是我們中國政法大學65年發展史上一次非常重要的歷史性意義事件。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立德樹人、德法兼修,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的目標。

如何培養高素質法治人才?這也是我多年來一直探索的問題。

我想應該從這麼幾個方面入手。

我覺得首先要強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的指導。

第二個方面要強化法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課程體系和教材體系的建設。

一方面要積極借鑑、吸收世界法治文明的先進成果；另一方面,要很好地加以甄別,不能囫圇吞棗,不能照抄照搬,不能簡單地移植,要從我國的國情實際出發。

同時,對我們中華法系、中華傳統法治文明裡面的一些優秀成果要繼承要借鑑,不能妄自菲薄、數典忘祖。

第三,我們要強化法學專業師資隊伍建設。

清華大學的前校長梅貽琦先生說過,「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所以,我認為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需要有一批思想上有定力、人格上有魅力、學術上有功力、教學上有活力、實踐上有能力的教師。

第四,強化實踐教學。

法學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學科,我們要處理好知識教學和實踐教學的關係,要打破社會和高校之間的壁壘,要把優質的法治實踐資源引進到高校用於法治人才的培養,特別是要派一些理論水平比較高的法治實務專家到高校參與培養方案制訂、參與課程的建設、參與學生的指導、參與教學等。

第五,立德樹人、德法兼修、明法篤行。

過去,我們法學教育比較注重教書忽視育人。

所以,今後法學教育必須在強化法學知識理論技能培養的同時,加強思想政治教育,加強法律職業倫理道德操守教育,法學生首先要學會做人,然後再成為一名合格的法治人才。

我曾經在中國政法大學教學實踐中提出,要培養健全人格的人,要推行健全人格教育,要從品德、學識、能力、智慧、身心五個方面下功夫培養人才,也可以說是「五位一體」的健全人格教育觀。

怎樣培養健全人格的學生呢?我覺得要做到六個結合。

一是德才兼修,就如中國政法大學的校訓厚德明法、格物致公,就包含了厚德的理念；二是教研互動,教學和研究要互相支撐,特別是科學研究要轉化到教學中去,轉化到法治人才培養中去；三是要通專並舉,也就是說學校的專業教育和通識教育要結合起來融合起來；四是要虛實結合,也就是理論和實際要結合起來；五是要內外聯動,就是校內校外要聯動,課內課外要聯動,國內和國外也要聯動；六是要教學相長,教師和學生是一個良性互動的過程,我們特別要注重學生的學習主體地位,老師在教學中也可以向學生學習,也可以從學生身上學到東西。

法學教育面臨四方面挑戰

改革開放以來,法學教育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這麼多年,我國的法學教育培養了數以百萬計的法治人才,同時,我們也應當看到,當前的法學教育仍面臨五方面的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從國內經濟發展形勢來看,我們現在處於一個巨大的轉型或變革時期,社會的需求對我們法治人才培養提出了巨大的量和質的需求,我們必須要培養一大批能夠滿足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需要的法治人才。

第二個挑戰是從國際形勢來看,我國正在從一個大國向世界強國邁進,國家也在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實施「一帶一路」戰略。

這對我們法學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戰,我們要培養一批具有世界眼光、國際視野、具有國際交往能力、熟悉國際規則、善於處理國際法律事務,同時具有家國情懷的法治人才。

目前,我們在這方面的人才儲備還不夠。

第三個挑戰是從我國法治發展的形勢來看,我國的法治建設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轉入重點要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階段。

這對我們法學教育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

我們培養的法治人才應該在立法、執法、司法、普法等方面滿足社會法治建設的需求,尤其要注重滿足中國這樣一個大國整體法治發展的需求,我們的基層、中西部地區、邊遠地區都需要有法治人才,我們要培養一些這樣的法治人才,能夠下得去、留得住、幹得好,來推進整個國家的法治建設。

第四個挑戰來自科技發展。

現在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對我們法學教育、法治人才培養提出了許多新的挑戰。

我們怎麼藉助現代信息技術培養法治人才,我們的法治實務也需要懂法治、懂現代信息技術、懂信息管理的法治人才。

所以,我們也必須要加強培養這方面的人才。

為了應對這些挑戰,法學教育需要更新理念、創新發展。

我認為法學教育是一種專門職業教育,比如說大學有中文專業、歷史專業、哲學專業等,這些專業在社會上沒有對應的職業,而法學教育在社會上有對應的法律職業,法官、檢察官、律師、立法人員、執法人員等,所以法學教育是專門職業教育,是在大眾化教育時代的精英教育。

我們培養的卓越法律人才總體上是要立德樹人,培養德法兼修的法治人才,具體操作上要培養應用型、複合型、創新型、國際型的「四型」人才,這樣才能應對我們前面提到的挑戰。

對於中國政法大學的每一個學子和即將通過今年高考走進我們校門的學子,我想送上五個詞的寄語與之共勉:立志、明辨、創新、勤學、篤行。

記者 陳虹偉 王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