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王守仁：中國英語教育亟需三個轉型

王守仁：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師，兼任教育部高等學校大學外語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英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全國美國文學研究會副會長，江蘇省外國文學學會會長。

近年來，我國英語教育有點過度發展，出現「過熱」的問題，比如：現在是青少年「全民學英語」。

劉延東副總理說：「我們鼓勵中國民眾學習外國語言，如今有3億多人學習外語，涉及65個語種，其中大中小學生就有2.6億人。

」2.6億學生中大部分人是在學英語，出現英語教學「一枝獨秀」、其他語種教學相對萎縮的現象。

在青少年「全民學英語」熱潮中，小孩子從幼兒園起就開始學英語，英語培訓市場十分火爆。

但是，與國外母語非英語的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們國民的英語水平並不高。

中國英語教育熱熱鬧鬧，有點大煉鋼鐵的味道，煉出不少廢鐵，在一定程度上印證了「費時低效」的指責。

另外，大中小城市不管是否真正需要，濫用英語：大街小巷遍地都是英語招牌、英語標誌語。

公共服務領域標誌語英文譯寫質量差，錯誤很多，英語使用缺乏有效監管。

當代經濟社會的深刻變化要求我們的教育與之相適應，中國英語教育的「虛熱」要降溫，應該考慮轉型。

第一，從粗放型規模發展向精細型發展轉變。

我們國家外語學習群體規模龐大。

單就高校而言，在校學生達3000多萬，都在學習英語。

大學英語教學在普及的基礎上，特別要注重提高一小部分精英的英語水平。

許國璋先生早在1978年曾著文分析「文革」十年動亂結束之後外語教學面臨的新形勢、新任務。

當時中國國門已開始向世界打開，提出要向外國學習，為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

掌握了外語，可以「學習現代科學文化知識為我所用」。

許國璋先生認為：新時期的外語教學要有「根本性變化」，即「從過去培養翻譯幹部為主的教學目標，轉變為培養各行各業掌握外語的人才」，由此他提出「符合我們國家利益的外語教學方針」：根據需要與可能，培養既通外語又學各種專業—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科學的、技術的、文學的、藝術的，等等——的人才，取人之長，為我所用，是當務之急。

許國璋先生的論述可以理解為是指培養外語類複合型人才，但我覺得他的思考並不限於外語專業教學。

許國璋先生十分關注、熱情支持公共外語教學。

他反對我們的科技人員通過翻譯來了解國外的科技進展：依靠翻譯是要耽誤事情的。

一是由於我們語系不同，不容易譯得確切；二是慢，科技期刊一項即多至四五萬種，看都來不及，等到翻譯出來，人家又前進一大步了；三是翻譯無論多少，總是一部分，不可能統觀全面，既不識全面，何以鑑別，何以取捨，何以獨立自主，有所創新？

時至今日，他的觀點仍然具有指導意義。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提出要「培養大批具有國際視野、通曉國際規則、能夠參與國際事務和國際競爭的國際化人才」（教育部2010）。

在3000多萬大學生中，這樣的國際化人才數量占到比較小的比例，因此定義為精英。

另外，我認為這樣的國際化人才主要不是由外語專業培養，他們的英語是通過基礎教育的英語課程和大學的公共英語課程學習掌握的。

最近網上有一篇文章《中國的外交人格被「翻譯外交」扭曲讓別人不誤判都難》，稱「外交人員素質觸目驚心」：「執掌中國外交的高級『專業人才』，幾乎清一色外語專業畢業，譯而優則仕的翻譯出身」，缺乏「國際戰略素養」，「很難有創造性思維和開拓精神」。

（侯峰2015）作者對外語專業學生持有偏見，觀點片面，但文章提醒我們注意到外語專業畢業生不能等同於真正意義上的國際化人才。

正在研製中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南》不再是以粗放型教育為出發點，而是改變過去大一統、籠統的教學目標，提出分層次教學目標：基礎目標、提高目標、發展目標。

「基礎目標」要求降低，好的學校應選擇「提高目標」，而「發展目標」就是要培養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國際化人才，為高校「雙一流」建設戰略服務。

許國璋先生在回答「語言是什麼」的問題時說：他比較喜歡「語言是一種社會力量」這一提法，而「語言的力量只是在各行各業有所精專的人身上充分發揮。

」我們要切實提高一小部分「各行各業有所精專的人」的英語水平，使其具備出色的英語理解能力和表達能力，這是21世紀中國英語教育的使命和擔當。

第二，大學英語教學從單一的通用英語向「通用英語+」型轉變。

大學英語教學的主要內容可分為通用英語、專門用途英語和跨文化交際三個部分，由此形成相應的三大類課程。

《大學英語教學指南》倡導各高校根據學校類型、層次、生源、辦學定位、人才培養目標等，遵循語言教學和學習規律，合理安排相應的教學內容和課時，形成反映本校特色、動態開放、科學合理的大學英語課程體系。

大學英語課程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學生的英語應用能力，有人提出大學英語的教學定位「必須修正為專門用途英語教學定位」（蔡基剛2015）。

其實，從語言能力來看，通用英語與專門用途英語並不是對立矛盾關係。

《歐洲語言共同參考框架： 學習、教學、評估》在其對語言能力量表的描述中，具有B2至C2的語言中高級水平者可以用該語言進行專業的學習和研究：B2學習者能夠理解「專業領域的技術性討論課題」；C1學習者「在其社會、職業或學術生活中，能有效、靈活應用語言」（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2008）。

「通用英語+」型是一體兩翼： 即通用英語+專門用途英語和跨文化交際。

專門用途英語包括學術英語和職場英語，相對而言是目前大學英語教學的「短板」，各高校因此要加強專門用途英語課程建設，深入開展學術英語教學研究。

同時，外語教學要關注培養國際化領導人素質（leadership），使我們的學生具有國際視野、跨文化溝通能力，「能清楚、詳細地談論廣泛領域的話題，能就時事發表自己的觀點，並能對各種可能性陳述其利弊」（歐洲理事會文化合作教育委員會2008），能動用語言的力量去說明人，引領團隊，「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

」（習近平語）如果定位單一的學術英語教學，只學計算機英語、化學英語、工程英語等，是按「工具人」的培養規格提要求，忽略跨文化領導力的培養，不符合國家發展的戰略需求。

我國高等教育分本科、碩士和博士，學術英語、學科英語應該成為研究生階段的主要學習內容。

這裡涉及到要對外語教育從小學到博士階段整體規劃，科學設計，合理分工，分類、分階段指導，明確各學段不同的學習任務、要求和重點。

本科教學是基礎教學，學生未來發展去向多元，特別是我國高等教育進入大眾化階段後，相當一部分本科生畢業後從事的工作與所學專業無關，單一的學術英語教學會讓「學以致用」落空。

因此，我主張「通用英語+」型的大學英語教學模式。

第三，英語專業從「語言教學主導型」到「語言教學+學術研究型」轉變。

據鍾美蓀、孫有中2014年的文章，「全國現有普通本科高校1145所，其中994所普通本科高校設有英語專業」。

實際上，900多個英語專業現已擴張到1300多個英語類專業。

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英語專業從稀缺專業變為「產能過剩」，出現「危機」，我們對此必須引起警覺，不能再鋪攤子，否則是一種慢性自殺。

英語類專業無論叫什麼名字，總體來說，學科吸引力不足，競爭力不強。

英語專業無疑需要培養學生的英語能力，但語言能力的培養不能替代全部。

當其他學科專業的學生都在進行專業領域的理論和專門知識學習、進行思維訓練時，我們英語專業的學生在進行語言技能訓練。

如果說上世紀七八十年代因為中學英語教學很弱，學生進了大學英語系後要花很多時間進行聽說讀寫訓練，21世紀英語專業的新生在高中階段已經完成了語言技能的基礎訓練。

英語專業的建設與發展不能只關注學生英語能力的訓練，必須重視其研究能力的培養。

迄今為止，英語專業的各種改革，包括複合型人才模式，或多或少弱化了英語學科/專業的學術本位。

我寫過文章談英語專業辦學理念，提出英語專業「要主動適應學科發展的需要，適應國家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需要，適應學生個性發展的需求」。

面對高等教育大眾化帶來的新問題，英語專業建設要從外延式擴張轉到內涵發展，強化研究，通過對語言、文學（比較文學）、文化（跨文化）、翻譯、教育、對象國國情的學術研究獲得發展空間。

內涵發展要關注特色，師範大學、外國語大學、綜合性大學、理工院校應有其特點、有其所長，而不是千校一面。

國際化發展是外語專業特點，學生要送出去，老師研究成果要走向世界。

要努力為國家經濟建設、社會進步服務，這樣也才能獲得政府的支持，專業和學科的發展才能夠有活力。

新的歷史時期呼喚我們反思現階段中國外語教學改革存在的問題。

中國英語教育需要轉型，以應對時代的挑戰，如此方能使中國英語教育教學實現健康、和諧、可持續的強勁發展。

來源：《外國語》2016（5），本文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