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流大學建設轉向一流體系建設

——如何推動高等學校的分類發展

編者按

自2010年《教育規劃綱要》明確「建立高校分類體系，實行分類管理」以來，高等學校的科學、內涵、特色、定位發展就成為一個顯性問題在困擾著人們。

不過，最近的兩項工作卻讓很難做的高校分類工作峰迴路轉，有了實質性進展：一是大學章程的核准，每所高校都必須有自己的章程，而章程需要明確學校的辦學使命；二是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一批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已開始向應用技術型高校轉型。

那麼，如何做到理論先行、更全面地看待高校分類發展？本文作者結合國內外高校變遷和社會需求提出的專業看法，很有價值。

我國已有高校分類的不足

首先應當明確，我國的高校是有分類的。

例如，《中國教育年鑑》就把高等教育學校分為研究生培養機構、普通高等學校、成人高等學校等，其中普通高等學校又分別被分為綜合大學、理工院校，民族院校，本科院校、高職院校，中央部門所屬、地方所屬、民辦等。

我們的高考錄取分一本、二本、三本，進一步還有一個「圈」理論，即中心是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由內到外依次環繞著985工程建設大學、211工程建設大學、中央部門直屬高校、博士授予大學、碩士授予高校、普通本科高校、示範性職業技術學院、其他職業技術學院等。

這些，都是分類，也都在實際地發揮著作用，只是我們感到存在問題而不太滿意。

其實，任何一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都存在著一個結構，分類只是按規劃者的意願來劃定這個結構，如著名的美國《加州高等教育總體規劃》。

因此，結構是客觀的、分類主觀的，結構是複雜的、分類是簡單的，這才有分類怎麼分都不盡人意，分類問題看似簡單卻總留有遺憾。

建國後，我們通過院系調整使高校走向了專門化道路，同時開展了重點高校建設，只是那時高校的主要任務是培養專門人才，功能是單一的。

改革開放後，我們恢復了重點高校制度，一批高校開始向「教育和科學研究」兩個中心邁進。

轉向市場經濟體制後，1993年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制訂高等學校分類標準和相應的政策措施，使各種類型的學校合理分工，在各自的層次上辦出特色」，之後的走向是通過「211」「985」工程促進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學建設。

當前我們推動的是地方高校向應用技術型轉型。

可以說，上述過程中每一步的方向大概都是對的，但問題是高校的同質化現象一直存在，並且引發出與社會的適應性矛盾。

這成為高校分類問題的癥結所在。

從國際視野看高校分類的緣起

出現高校分類的議題是因為大學發生了分化，高校彼此不一樣了，已由單一的大學演變出大學、高等學校、高等教育機構，由單一的教學職能進化成教學、科研、服務多重職能。

既要堅守大學精神，又要滿足社會需求，還要實現特色發展，更要支撐國家戰略，高等學校的使命、目標、辦學、管理等出現了多樣化。

每所高校何去何從？分類發展成為解決之道。

當今學界公認，現代大學起源於中世紀歐洲大學。

八百多年來，傳統大學經典的演進路徑是：法國的巴黎大學是早期的中世紀大學，教師按行會模式聚集在一起招收學生；之後，英國的牛津大學奠定了學院制模式的寄宿制基礎，學生與教師學習、討論、生活在一起；兩百年前，德國的柏林大學提出教學與研究相結合，把研究當作培養人才的手段；一百多年前，美國提出了高等教育的社會服務功能，催發產生出密集研究型大學，研究成為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

另一支是應用型高校的產生與壯大。

在17、18世紀，大學已不是一個好的詞彙，它在教會的控制下不思進取、教條主義、普遍走向衰落，學術界稱之為歐洲大學的「冰河期」。

而社會是有需求的，於是出現了技術學校，慢慢地它們在德國進化成工業大學、在法國則為工程師學校，成為最精英的高等教育機構。

此外，還有產生於工業革命以後的英國城市大學（它們很多已成為著名的研究型大學），上世紀60年代以後建立起的德國高等專業學院和英國多科技術學院，十幾年前瑞士整合建立起的應用科學大學，以及美國的專門學院、日本的高級專門學校、荷蘭的應用技術大學、我國台灣的技術學院和科技大學等。

前面已簡單提及我國高校的分類情況與發展脈絡，其實真實狀況更加複雜。

科教興國戰略推動了一流大學的建設，管理體制改革促進了地方高教的發展，而市場體制的建立則加速了高校的分化。

在那些中央直屬高校向研究型大學、綜合大學、特色高水平大學邁進的同時，一些地方院校提出了服務型、應用型、技術技能、行業特色、區域特點、創業型等新的發展思路，並進行了一定的實踐探索。

但是，它們仍處於弱勢而沒有底氣，各種評價還是指向論文數、學位點等貌似合理的層次指標，很難有大的突破。

分類目的是使教育滿足社會

高校分類議題為什麼備受關注？一是因為大學已走出象牙塔，高等教育已融入社會；二是因為高等教育的體量很大，畢業生就業壓力在不斷增加；三是高校的模式趨同，已不能適應多元化的社會需求。

另外，中國社會正在經歷著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發展方式的轉變，對教育結構和質量的要求將會更高，高等教育已選擇轉向內涵式發展，多重轉型的疊加將進一步考驗教育與社會的關係。

因此，高校分類發展的根本目的是滿足社會對人才的多元需求，落腳點應在人才培養上。

而為了滿足人才的多樣化，辦學模式就需要不一樣，就需要有管理政策的差異，即所謂的分類管理。

這才是事物的邏輯。

邏輯理解有誤就會走偏。

如狹隘認識分類管理，把分類僅僅當作行政便於管理的工具。

當政府設定了「好」的學校標準、並優先提供資源時，不管其立意多麼的好，其結果必然會出現各高校都朝政府鼓勵的重點發展、向政府提出的標準靠齊的局面。

這就是為什麼過去會反覆出現「政府越引導特色發展、高校模式反而越趨同」的現象。

例如，政府是最不樂見學校頻頻升格了，可「圈」理論現實存在，圈中心的北大、清華當然是最好的學校了，高校誰不想成為圈中心或離中心更近一些？因此升格衝動一直不斷。

錯在學校身上，但板子卻不能打在學校身上，因為「更上一層樓」是每個組織和個人正常的工作願望。

那麼，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呢？答案是讓「好」的標準多元起來，以德國為例。

上世紀60年代，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職業對從業者的要求開始提高，單純利用已有大學的理論性教學已不能滿足社會的特定需求，德國在1968年決定建立一種新型的、以培養應用型人才為目標的高等專業學院（Fachhochschulen）。

其辦學模式、教學模式與傳統大學明顯不同，人才培養規格指向崗位、技術和綜合技能，開設大量的實踐性課程和案例課程，重視對學生的實踐能力訓練，教師必須有五年以上行業工作經驗等。

由於適應了社會需求，該模式一創建就得到各方的認可，發展很快，迅速成為高等教育體系中的第二大類。

1998年，官方確定英文直譯名為應用科學大學（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以區別於原有的大學。

金融危機後，為什麼德國能夠成為歐洲經濟的領頭羊？是因為其強大的實體經濟，更是因為其「雙元制」的中職、應用型的高等專業學院、面向工業技術創新的工業大學和面向基礎科學的綜合大學所構成的強大教育支撐。

如果將「創新」比喻為一個國家經濟、社會發展的發動機的話，那麼「應用」就是維持其良性運行的血液。

從分類發展到體系建設

高等學校既有層次，又有類型，更有使命。

當今，每個國家的高等學校都不再是單一的大學模式，而成為複雜多樣的體系——由不同使命高校組成的體系。

在全球競爭力評價中，教育體系滿足國家經濟競爭需要的能力即是一項重要的指標。

分散治理的美國，逐步完善起研究型大學、州立大學和社區學院系統，形成了適應市場需求的多樣化高校體系；強調等級的英國，在大眾化過程中實行了雙元模式，之後出現了牛津和劍橋等著名古典大學與城市大學、新大學、多科技術大學的共同繁榮；崇尚理性的德國，通過大學與高等專業學院兩種模式的並進發展，為其製造精緻產品的產業界持續注入經久不衰的創造力和實現力；浪漫情懷的法國，更是走了一條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完全不同的道路，培養高級應用人才的工程師學校其社會地位甚至超過了綜合大學。

以瑞士為例：在這個精緻分權的小國里，10所州立大學堅守著古老大學的傳統，如著名的巴塞爾大學成立於1460年；在距今160年左右的時候，成立了兩所為國家的工業化服務的聯邦理工學院，目前它們都已成為一流的研究型大學，但模式依然明顯不同於州立大學；從1995年起，瑞士開始了大規模的改革，調整職業培訓系統使之朝現代化方向發展，並且建立了一個高等教育第二部門以作為傳統大學架構的補充。

此次改革歷經十多年，將六十多個規模較小的學院合併為七所區域性的「應用科學大學」，覆蓋了瑞士各大地區，特別注重為所在的區域服務。

此外瑞士還建立起兩所私立的應用科學大學。

瑞士高校與社會的契合，就像其鐘錶那樣精準。

當前，我國需要從一流的大學建設轉向一流的體系建設，以高校體系與社會的匹配性及體系內每所學校是否卓越為衡量標準。

整個高等教育構成有機的系統，系統內各高校的辦學理念、辦學模式和管理模式不同，每所高校以自己的特色滿足著不同的社會需求，每個學生根據自己的個性特徵、興趣和志向選擇心儀的學校，每個教師根據自己的思維特點、能力和理想選擇符合自己事業發展的學校。

那麼，如何務實地指導高校從分類發展走向體系形成？政府管理仍可按兩維規劃分類：按層次分為「研究型大學、教學型學院」，按類型分為「學科型人才培養、應用型人才培養」；高校定位實際上是找到自身在「通識教育和專業教育間」「科學研究和技術開發間」光譜地帶的位置點，在層次、類型兩個維度上選擇教學、科研、服務職能在自己學校的搭配，這就是使命和辦學目標。

其中的關鍵是高校真正成為依法自主辦學的實體，而政府放棄固有的「好學校」的標準，鼓勵特色發展。

（馬陸亭 作者系國家教育發展研究中心高教室主任、研究員，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