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學吃苦到談快樂 外媒看中國體操之變

財新網/旁觀中國 記者 卿瀅 | 文

這個8歲上海小女孩的英文名叫Lucy Huang，她臉圓圓的，開朗歡快，很愛說話。

她身處的體操訓練室中堆滿了亮色體操墊和方塊，嬉笑的小孩們有的在翻跟斗，有的在低矮的平衡木上練習。

Lucy的父母讓她上體操班的原因，是希望她能保持身材、提高平衡能力，並幫助大腦發育。

在這裡的練習對於Lucy來說則是「純粹的快樂」（pure fun），她說上課特別好玩，自己喜歡翻跟斗，也很喜歡吊環和平衡木。

看上去很好，不過目睹這一切的美聯社記者話鋒一轉，在中國人的印象里，學體操可不是這個樣子：

一提到體操，就會讓人想起一種刻板的、延續數十年歷史的畫面：小男孩和小女孩們含著淚練習劈叉，遠離家鄉，在嚴格的教練的監督下生活，所有一切都是為了有機會得一塊奧運金牌。

The mere mention of gymnastics usually evokes stereotypical, decades-old images of little boys and girls tearfully practicing splits, living away from home under the watch of strict coaches, all for the chance at an Olympic gold.

但Lucy在體操房快樂玩耍場景是真實的，它背後其實是中國體操界的一次重大的思路變化。

從2015年開始，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開始推廣名為「快樂體操」的大型計劃，目的是通過降低難度、淡化競技性、保持健身性來推廣這一項目，吸引少年兒童參與。

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主任、中國體操協會主席羅超毅曾經在相關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快樂體操項目不僅可以改善目前體操後備人才不足的現狀，而且對於各個體育項目發展，乃至全國青少年體質、智力提高都意義重大。

2016年3月，國際體育總局和中國體操協會也發布了針對少年兒童的《全國快樂體操等級鍛鍊標準》。

轉變思路的不只是體操一個項目，而是中國競技體育的整個基層柱石——體校系統。

各家外媒都發現，體校已經到了非改不可的危機邊緣，而改革確實也已經開始。

體校掙扎圖變

路透社同樣把目光投向了上海，走訪的是浦東新區第一少兒體校，這所學校被路透社記者形容為「大量製造奧運冠軍的國家機器的小齒輪之一」。

（a small fog in a state-run machine that has churned out Chinese Olympic champions）

從這所學校走出去的知名運動員包括國家女子壘球隊隊長張愛、國奧女足隊員張錚，還有曾在1990年代被譽為「亞洲跨欄王」的陳雁浩。

該校黨支部書記黃勤說，在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體校非常受歡迎，但是現在家長越來越不願意送文化成績不錯的小孩上體校，也不願意讓孩子從小就接受殘酷的體育訓練。

路透社記者認為，除了家長心態的變遷，其他一些負面因素也影響了體校招生：對體育舉國體制的爭議加深；中國生育率的不斷下滑，落魄冠軍的窘境頻頻被報導，也讓體校作為謀生出路的作用收到了質疑。

官方數據顯示，全國體校的數量已經從1990年的3687家下滑到如今的2183家。

還在運營的學校則開始了整改。

國務院辦公廳2010年下發的23號文件就已經要求，體校一方面要改善設施，一方面要不能再由體育部門自辦文化教育。

黃勤說，自己的學校已經提升了教室訓練水平，還改變了此前長達40年的全封閉一體化教學體制，開始接受走讀生。

上海市體育運動學校則從2012年開始拒收沒有通過文化課考試的學生，北京的什剎海體校開始也開始為學生提供其他類型的技能訓練。

中國教育部2016年3月發布的一份報告顯示，在黑龍江省冰雪體育職業學院和哈爾濱冰雪運動學校，已經計劃實施九年義務教育—中專—大專—本科的無縫銜接。

四川省體校的做法則是依託當地學校，將「運動員學生」轉變為「學生運動員」，保證運動員文化教育的實際效果。

但事情不是按計劃執行這麼容易。

上海體校校長盛茂武認為，體校改革是個痛苦的過程，因為按照現有的觀念，體育訓練和文化教育就是兩條不同的道路，如果想拿世界冠軍，你確實就不能分心讀書。

而在中外媒體和社交平台上，中國孩子在體校艱辛訓練的影像，依然不時會引起熱議。

成敗舉國體制

中國式的體育舉國體制對西方人來說並不陌生，它與當年的蘇聯和東歐國家一脈相承。

依託這個系統和幾代體育人的努力與犧牲，中國也確實成為了奧運會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金牌國家。

但是對於運動員個人來說，這一體制下的嚴酷現實是必須面對的。

僅有不到1%的運動員最終能夠獲得奧運會獎牌，受到獎勵，成為英雄人物。

《經濟學人》雜誌的總結很直接：

讓自己的孩子（而且在中國，這通常是獨生子女）進入這個體育系統，其實是把孩子所接受的撫育和教育工作都交給一個官僚系統，但這個系統卻不關心別的，只關心他或她能不能某天贏得一塊獎牌。

Put one's child (and in China, usually an only child at that) in the sport system is to surrender that child's upbringing and education to a bureaucracy that cares for little but whether he or she will win medals someday.

在榮耀的一小群人背後，許多退役運動員往往因為缺乏競技體育之外的生存技能和學歷背景，而生存境況不佳，有些堪稱淒涼。

當年的舉國體制並非如此，上世紀的體校有高補助，可以覆蓋運動員的所有花銷，體校畢業可以獲得中專學歷，戶口可以「農轉非」，退役後還有包分配等政策扶持，這對大多數不富裕家庭來說都具有吸引力。

但經歷了數十年經濟高速發展和社會變革後，體校的優勢已經喪失殆盡。

高等教育門檻不斷降低，體校畢業生不再包分配，非農戶口也不再如當年那麼吃香。

對舉國體制的批評，對嚴酷訓練方式、運動員遭遇不公和腐敗現象的批評成為公眾更多討論的問題，讓更多的人卻步。

縣體校、市體校和省體校三級訓練網組成的職業體育系統開始出現人員匱乏的危機。

還是以體操為例，美國接受體操訓練的孩子約有15萬名，而國家體育總局體操運動管理中心2015年公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只有7000多名中國孩子在體操學校中進行業餘訓練，其中只有1200人在中國體操協會註冊，而名列優秀體操運動員行列的共485人。

體操中心主任羅超毅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曾直言，體操女隊目前情況尤其困難：「夠年齡、能上場、可選擇的只有七八個人，傷一個人，隊伍都組不成。

其他的，要麼年齡不夠，要麼水平差距太大。

而和羅超毅一樣擔心的還有體育總局網球管理中心副主任卿尚霖。

他的表態對於中國舉國體制選拔體系的變遷尤為精鍊：「當年能進體校的，都是特別優秀的孩子，有補貼拿，有衣服穿，有機會出人頭地。

體校是社會資源優勢的集中體現，是當時不少孩子需要走後門才能抵達的夢想島，但現在時代變了。

」

同一個體系，之前將中國競技體育的獎牌成績推上了高峰，現在又可能把這個體育大國推入無人可用的低谷。

危機之下，中國的體育管理者們似乎終於開始把競技體育的吸引力放在「熱愛」這個詞上。

分管足球、籃球、網球等項目的機構也紛紛開始將推進體育項目社會化作為重點任務。

《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將普及發展社會足球，擴大足球人口作為主要目標之一。

中國網球公開賽開始發展「小小網球進校園」項目，意在將網球運動帶入中小學課堂，同時還開辦「中網青少年巡迴賽」。

在「快樂體操」項目下，全國目前已經有35家私人業餘體操館。

國家體育總局體操中心體操部部長王童潔，是這個項目的主要推廣者，她表示，中國體育需要做的是改變大眾對於體育的觀念，而改革目標則是培養真正喜歡和想要從事體育項目的運動員，他們能夠真正體會運動的快樂。

運動快樂這個目標當然會贏得很多人的認同，但是中外媒體和很多體育從業者恐怕都會問同一個問題：

如果這樣的運動員奪不了冠也拿不了牌，可以不？■

原文參考：

In China, 'Happy Gymnastics' replaces grind of strict study（美聯社，作者DIDI TANG）

China's new sports problem Stop the Linsanity（原載《經濟學人》網站）

China rethinks its sporting obsession as Rio Olympics approach（作者Brenda Goh，原載路透社網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