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去看待四书五经里的《大学》？ - 匿名用户的回答- 知乎

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 ... 四书五经大学（书籍）怎么样去看待四书五经里的《大学》？关注者63被浏览46,344关注问题​写回答​邀请回答​好问题1​添加评论​分享​登录后你可以不限量看优质回答私信答主深度交流精彩内容一键收藏登录查看全部9个回答匿名用户115人赞同了该回答首先，要看你读的是哪个版本的《大学》。

《大学》的版本主要有两个体系：一是经朱熹编排整理，划分为经、传的《大学章句》本；一是按原有次序排列的古本，即《礼记》中的《大学》原文。

为何朱熹要改？这要从朱老夫子生活的年代说起，那个时候崇尚佛学思辨，而彼时的儒学发展还很粗糙，仍是张周的比较模糊的太极之流，不尚心道，故而朱熹转而求诸古籍，以构建他的思想体系--这个侬晓得啊。

于是乎，他老人家找到了大学和中庸两篇相对较古的文章(儒家后学多以孟子为正宗，这也算朱的反本开新了)，大学开篇就提止定静安虑得之类，那对于朱是什么?那就是他老人家的“唯识宗祖”啊，因此他不顾辛劳，亲自上阵，把这两篇抽出来单独成书，和孔孟并论，亲自注释，嘎嘎，后学们就把这弄成后八股了 他修改的原因还是为了从儒家本身经籍的哲学思辨出发与佛道抗衡，youknow，朱熹也受过佛法的浸淫，但是，他本着大无畏的辩证法精神披沙拣金，不受释迦，十分可嘉是也。

但是，弊端固然有，也有人出版了专书，批判朱熹篡改《大学》。

这里引用南怀瑾先生《原本大学微言》里的一节：朱晦昧改《大学》讲到这里，本来就要接着研究由“知止”到“虑而后能得”这一段的求证学问。

但是，从南宋以来，因程、朱章句之学对中国文化七八百年来的影响太大了，我们也不能不加重视，先来探讨，这样也是对先辈学者的尊敬态度，不能随随便便就一律抹杀。

现在且看朱子（熹）的章句：程子曰：亲当作新。

大学者，大人之学也。

明，明之也。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

但为气禀所拘，人欲所蔽，则有时而昏。

然其本体之明，则有未尝息者。

故学者当因其所发而遂明之，以复其初也。

新者，革其旧之谓也。

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止者，必至于是而不迁之意。

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

言明明德、新民，皆当止于至善之地而不迁。

盖必有以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也。

此三者，大学之纲领也。

大家不要小看了这一段文字，它的思想，后来影响元、明、清三代六七百年，使汉唐以来中国文化发展受到障碍，严重的说，中华民族国家的积弱成性，也是由此种因。

民国初期的五四运动，大喊打倒孔家店，实在不是胡闹。

其实，孔家老店，倒还货真价实，只是从南宋以后，这一班宋儒学家们，加入了孔家店，喧宾夺主，改变了孔家店原来的产品，掺入的冒牌太多。

尤其以程、朱之说，更为明显。

“亲民”改作“新民”！第一，先说朱子冒用其师程颐的意见，非常大胆地将古《大学》首列的“在亲民”一句，硬要说，程子曰：“亲”当作“新”。

这真叫做作造反有理，这不是明明白涂改文书，等于秦桧加在岳飞身上的判决“莫须有”吗？因为把亲民的亲，当作“新”字来解释，他可非常有力地把后文“苟日新，日日新”来证明自已涂改有理。

因此，他便可以大谈静坐观心，畅论心性微言妙论的教化，认为人人如此，才是学问，才能革新改过，才算是个新人（民）。

岂不知下文由格物、致知，到诚意、正心、修身的个人学养成就以后，跟着而来的齐家、治国、平天下都正是真实做到亲民的学问吗？如果要人们天天换作新民，那就要随时变更政策，常常要来一次什么大革命才对吗？所以这个思想，后遗的流毒太大了！擅自改编《大学》次序朱子不但如此，又将原文《大学》的文章，运用他自已的观点，重新改编次序，分为十章。

因此，在南宋以后的《大学》、《中庸》，便有“右一章”、“右十章”的注释。

当我在童年时候，一般同学们读书读得疲劳了，便大喊，啊哟！妈哟，我现在又读到“发昏”第一章啊！这便是由南宋以后到清末民初，读书人为考功名，不得不永远墨守成规，以程、朱“章句”之学为准则。

但当朱子在世的当时，当权派提出反对程、朱之学的大有人在。

只可惜他们在历史上的“政治品格”太差，不但在当时起不了作用，就在后世，大家也绝口不提他们。

你说是谁，就是南宋的秦桧（反对程颐）、韩侂胄（反对朱熹）。

他们指摘程、朱是伪学，要求禁止。

如果排除了历史上奸臣的罪名，就学术而言，恐怕也未可厚非。

倘使在北宋时期，有如欧阳修、司马光、苏东坡等在位，恐怕朱子之说，必遭批驳。

当时，如王安石的经学造旨，未必不及朱熹，甚至，宋神宗神明令规定考试经义，都以王安石的注解为标准，结果也遭到反对，所以，王安石的注解，未能流传后世。

以此为例，朱子岂非是时代的幸运者？这正如曾国藩晚年所说：“不信书，信运气。

”宋、元以后，程、朱之学大行其道，并非朱子自已，实为当政的领导者——帝王们，想靠它拉笼天下之士，为其所用，并且要乖乖听话，不敢违背先儒，更不敢违背君父，如此而已。

一字之差的故事讲到这里，忽然想起一个禅宗的公案（故事），颇有类同之处，不妨讲给大家轻松一下。

当在盛唐的时期，禅宗大行其道。

百丈禅师在江西的百丈山，开堂说法，座下学僧听众不下千人。

在听众中，有一个白发老翁，天天都来，而且都是最后离开。

长期如此，引起百丈禅师的注意。

有一天，百丈说法完毕，大家都散去，这个才能老翁还没有走。

百丈禅师就特别过来问他，你为什么每次都迟迟不忍去，应该是别有问题吧？老翁听了就说：“我正有一个重大的疑问，请师代我解脱。

”百丈就说：“你问吧：”老翁说：“我在五百生以前，也是一个讲佛法的法师。

有人问我，‘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我就答他说：‘不落因果。

’因此果报，堕落变成野狐的身命，不得解脱。

请问大师，我究竟错在那里？百丈禅师听完了，便说：“你再问我吧！”那老翁就照旧重复原句向百丈禅师请教。

百丈就很严肃地大声回答说：“不昧因果。

”这个老翁听了这话，就很高兴地跪下来拜谢说：“我得解脱了。

明天，请老和尚（指百丈禅师）慈悲，到后山山洞里，为我火化这个身体。

但希望您老人家不要把我当作异类（畜生），请你还是把我当五百年前一样，用一个出家人的礼仪，烧化我吧！”百丈师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百丈穿起正式僧服的袈裟，告示大众，跟我到后山烧化一位亡僧吧！大家听了很奇怪，因为近日内，都没有哪个出家同学死亡，怎么老和尚要大家去送一位亡僧呢！结果，到了后山，在一个山洞里，百丈拖出一只死去的狐狸，身体如刚生的小牛那样大，亲自举火，依出家人的礼法烧化了他。

这就是后世相传，对一般乱讲禅道的人，叫他“野狐狸”的来历。

我讲这一个故事，不是对朱子的悔辱。

明明曾子所著《大学》原文是“亲民”，为什么一定要改为“新民”？假如曾子有知，岂不笑他胡闹吗？如果朱子说，这亲民的亲字，还包涵有“做一个新民”的意义，或说“亲者，义亦如新”即可；这就无可厚非了！其实，明儒理学家王阳明，也已发现朱子太过分了，他也不同意改亲民作新民。

本书多处也有讲到朱熹本《大学》所改动不合理处。

但不是说，朱熹本的《大学》是绝对错误的，自有其可取之处。

那么，王阳明所传出的《原本大学》又是什么呢？本书名所以取“原本”（又称古本）两字，是为了有别于流行八百多年的朱子章句本。

《大学》原本，是指西汉戴圣所传《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文。

自宋朝朱子的章句本流行以后，其他许多注解《大学》的书，如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等，都已失传，甚至坊间连原本《大学》也久不流通。

所以到明朝嘉靖年间，王阳明把原本《大学》刻印出来，当时的文士还惊怪起来，不相信还有这一种本子。

甚至清朝的李惇还说：“学者有老死不见原文者。

”因为大家既然只读朱子的章句，刻《礼记》的人索性就把其中的《大学》、《中庸》只存其目录，把文字都删除了。

本书所采用的原文，是依据清未阮元重刊的《宋本礼记疏本》。

再看一则相关论文：王阳明与《大学》王阳明与《大学》_jack_新浪博客对《大学》的重新解读与阐释，是王阳明（1472—1528）创构心学思想的基础。

其《大学古本旁释》和《大学问》，充分表现了他的基本思想，也代表了朱熹（1130—1200）《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之后，对《大学》的一个新的重要诠释方向。

任何一个新兴的学科、学派或组织，必将借着占取该“场域”（field）中具高权的位置，改变“场域”内部的权力结构以确立本身的权力和地位，在占取位势的同时，必然引发与旧有势力间的冲突竞争，这竞争更是无止尽地持续进行的。

[1]王阳明《大学》阐释的心学化，挑战了朱子的权威，“至其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2]一方面引起了激烈的批评，另一方面也推进了思想解放。

“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3]天下之学，不再“出于一”，而是“出于二”，阳明学大兴。

[4]王阳明及其心学的流传与影响，使得十六七世纪知识界中，朱子学的权威大大削弱，《大学》之研究呈多样化趋势。

[5]　　本文先将对王阳明的《大学》说做一简单综述，重点证实在十六七世纪的知识界里，王阳明对《大学》的重新诠释，备受关注，影响广泛，一度开启重新讨论《大学》之门。

希望透过对这一时期《大学》文本研究多元局面的述析，反映王阳明的广泛影响，感受当时社会以及思想领域发生的变化，看到经典阐释的内在特质及其普遍意义。

　　　　　　　　　　　　　　　一、阳明对《大学》的新诠释　　《大学》原系《礼记》普通的一章，朱熹继承二程思想，将其抽出，加以表彰，成为儒家经典“四书”之一。

后定为朝廷功令，朱熹的《大学章句》也成为士子必读之书，地位突显。

朱子认为《大学》有“阙文”，在文本上，对《大学》“移文补传”。

将《大学》分为经、传，为其“补格物致知传”，又把传文中对“诚意”的解释后移，置于解释“正心”之前，形成“三纲”、“八目”、“三纲释文”、“八目释文”的完整文本结构。

在义理上，《大学章句》中的“格物论”，是朱子学体系的重要理论特征。

朱子以“格”为穷，以“物”为物之理，“格物”即是穷理。

也训“格”为至（到），以“物”为事，“格物”即到事物上去。

穷理的目的和结果在“致知”，认为把客体的“理”变成主体的“知”，不能只“格”一物，也不必“格”尽天下物，而“用力积累”，就会“豁然贯通”，让思想认识有一个飞跃。

“格物”的终极目标是在于“明善”。

朱熹的格物说，强调道德意识的实现，但在方法论上强调学习知识的重要性，在认识论上也强调对外在事物的考究。

在格物穷理的过程中，有明显的知识取向。

　　明代，王阳明为建构自己心学体系，在文本上，认同汉代郑玄传下来的《大学》“古本”；在义理上，阳明对《大学》格物致知理解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早期以“诚意”为本，后期转向“致知”为宗旨。

以“诚意”为核心，《大学》的整体工夫结构，就具有整体的内向性。

后来，《大学》的“致知”，王阳明认为就是孟子所讲的“良知”，而把“致知”发挥为“致良知”，从而成为其晚年心学思想更为成熟的一种形式。

王阳明训“格”为正，训“物”为事，“意之所在”之事，从而把“格物”变成“格心之不正”。

[6]在这个意义下，朱子学中格物的认识功能被取消，成为解释纠正和克服非道德的意识，不在外物上用功夫，而是“心体上用功”，主体的个人意识增强。

　　从经典诠释的角度而言，新的诠释与原文思想观念是否一致，与这种诠释和思想体系自身是否有价值并无必然和直接的联系。

朱熹与王阳明对《大学》跨文本诠释，均实现了一种融贯性诠释，创构了自己的完整而独特的理学思想体系，这在思想史上是极有意义的事情，这也正是《大学》作为经典意义的所在。

[7]经典之所以永恒，正是因为在绵延不绝的时间之流中，历代都有继起的诠释者，不断地怀抱着他们的问题进入经典世界。

[8]从文献学、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朱熹改动《大学》文本原貌，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学》改本，这又是不忠于经典原有文本的表现。

但在后来，朱子的思想作为官方儒学形态的一种存在，这也成就了朱子《大学章句》“经典性”，固然能一度压抑不同于朱子之声音。

　　历史发展到明中后期，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变革，开始向近代社会转变。

随着社会的变异，新经济因素的渐趋产生，思想文化开始由保守、沉闷逐渐趋向革新、活跃。

[9]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开始作为程、朱理学的一种反动出现。

　　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在“场域”中占有最高位置，王阳明对朱熹的《大学章句》提出怀疑和否定，对《大学》重新进行阐释。

他采取的策略是，诉诸于更具“合法性”的传统资源——郑玄传下的《大学》的“古本”,“《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

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辑之。

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10]用古本，可以甩掉朱子的“补传”，为突出“诚意”工夫找到经典依据，也便于将“格物”范畴纳到心学体系，故说“惟以诚意为主，而用格物之工，故不须添一‘敬’字”。

[11]同时，还为经典找到了文献上更早的依据，符合历史的客观性，更具说服力。

严格意义上来讲，任何文本都不是神圣的，只有“道”才是神圣的，朱熹认为自己是继承孔、孟儒家之“道”的，同样的王阳明也可以认为他的阐释是儒家之“道”，因此王阳明的“诚意”、“良知”解《大学》也有逻辑上的依据。

　　王阳明对《大学》的这一处理，极大触动了十六七世纪的知识界，《大学》迅速成为思想界述说的“论域”（discourse），学术的焦点。

　　　　　　　　　　　　　　二、阳明《大学》说的传播　　从现有的文献看，在在反映出，在讲学活动中，王阳明对《大学》的论述是一个中心话题，从以下数例中，我们不难看到阳明有关《大学》的述说所产生的影响。

　　黄省曾（勉之）（1490-1540），嘉靖初，阳明讲学越中，拜入门下，“辛巳（1521）之岁，承惠修道，说《古本》(案，即《古本大学》)，披而读之，若排云雾而睹青天”。

[12]　　王阳明至江西南浦，拜谒文庙，“讲《大学》于明伦堂，诸生屏拥，多不得闻。

唐尧臣献茶，得上堂傍听。

初尧臣不信学，闻先生至，自乡出迎，心已内动。

比见拥谒，惊曰：‘三代后安得有此气象耶！’及闻讲，沛然无疑。

”[13]　　黄佐（泰泉）（1490-1566），激烈反对阳明之学。

癸未（1523）冬，往绍兴见阳明，留住七日，“食息与俱”，始谈“知行合一”之说，阳明“最后出《大学》古本，予曰：‘明明德于天下，仁也。

慎独则止于至善矣。

意诚志仁，无恶也。

无恶犹有过，廓然大公，无心过，心正矣。

物来顺应，无身过，身修矣。

家国天下，举而措之。

’公喜，即书夹注中。

”[14]　　在与当时士人的交往中，王阳明不断向他们抛出自己的“格物论”，以及《大学》新思想。

对朱学章句“经典性”与“合法性”的批判，王阳明压力不小，怀疑也来自多方，有朱学思想家，也来自阳明的友人与学生。

　　湛若水（甘泉）（1466-1560），提出随处“体认天理”说。

训“格”为“至”，解“物”为“理”，“格物”被解释为“造道”，即达到理，而且提出，致知力行都是达到天理的途径，读书应接无非“造道”之功，“鄙见以为，格者，至也；‘格于文祖’、‘有苗来格’之格。

物者，天理也；即‘言有物’、‘舜明于庶物’之物，即道也。

格即造诣之义。

格物者即造道也。

知行并造，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皆所以造道也。

读书，亲师友、酬应，随时随处，皆体认天理而涵养之，无非造道之功”。

[15]这与阳明对格物的认识，明显不同。

湛若水受阳明的影响，开始授受《大学》古本，完成了《古本大学测》。

　　罗钦顺（整庵）（1465-1547），明代朱子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与阳明早有交往，阳明曾赠以《大学古本旁释》，“庚辰春（1520），王伯安以《大学》古本见惠”。

[16]罗钦顺基于朱子哲学，对阳明的格物论进行了批判。

他认为阳明本意要纠正“溺于外而遗其内”，但实际上走向“局于内而遗其外”，[17]有禅学的特色,王阳明在《答罗整庵少宰书》中对罗钦顺的批评做了详细的答复。

　　阳明在正德十六年（1521），提出“致良知”宗旨，在与顾东桥的讨论中，阐发了“心即理”说，“若鄙人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

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

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18]　　我们可以看到，在阳明论证逻辑的背后，实际上突出了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主体能动精神，客观上提高了人的价值和作用。

一旦这种理论社会化后，就成为人们冲击理学禁锢的思想武器。

王阳明的讲学，以及与当时学者的这些论争，使得阳明对《大学》格物的认识，愈来愈清楚，传播了王阳明对《大学》的认识，对当时的知识界造成了明显冲击。

心学适应时代的需求，阳明及其后学的会讲活动，使心学思想迅速传播，加快了“良知说”社会化过程。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

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19]王阳明对朱熹《大学章句》的批判与否定，使得思想大为解放。

在王阳明挑战程朱理学、恢复圣学精神的旗帜下，一大批士人，参入到这场有关《大学》讨论中，带动了大量《大学》研究著述的出现。

不少人与阳明一样，信用《大学》古本，且有自己的《大学》著述，新的《大学》“改本”大量出现。

　　　　　　　　　　　　　三、知识界《大学》研究的多元局面　　认同“古本”与阐释的“心学”化，是王阳明《大学》说最大两个特点。

在朱子《大学》说世多称许的时代，王阳明抛出此论，对同时代的学者而言，无异于骇人听闻。

为批判阳明，最好的方法就是另撰《大学》著述。

在阳明的刺激下，出现了第一个《大学》研究高潮。

　　首先,就引起了一些程、朱理学者的批评。

湛若水、罗钦顺、魏校、崔铣均为其中之代表。

魏校（庄渠）（1483-1543）的《大学指归》，在义理上，对朱子《大学章句》多有阐发，但不相违背。

[20]崔铣（后渠）（1478-1541）信奉程朱之学，批判王阳明不遗余力，称阳明为“霸儒”，[21]撰《大学全文通释》，以回应阳明。

　　同时代的一些学者，受时风之影响，对《大学》也多有阐发。

来知德（瞿唐），于阳明生同时代，以为朱子之注有功于圣门，而阳明又有功程、朱，但朱子支离，阳明茫昧，所以才有《大学古本释》。

[22]廖纪（1455-1532）深惧后人“不复知有古本”，疏解《大学》，《中庸》两书，撰有《大学管窥》。

廖纪认为古本《大学》既无阙文，亦无错简，不用朱熹注，而依“大学古本次序，采辑众说，加以已意而疏解之。

”从《大学管窥》的成书过程来看，是随笔条记、日积月累而逐渐著成，“集数十年，不觉成集”。

而此书刻于明嘉靖六年（1527），廖纪创作《管窥》的时间，正是阳明格物说开始传播之时。

[23]虽无文献证明二人有直接的交谊，但明显受当时心学风气影响。

　　他们在义理阐释上不同于阳明，但在对《大学》文本的认识上，均受到了阳明的影响。

湛若水、魏校、来知德、廖纪均信奉“古本”，崔铣在文本上，主张不分经传，实也以“古本”思路为宗，又出一新的《大学》改本，被称为“崔本”。

[24]在清初朱彝尊《经义考》中所记录的明人《大学》著述中，以“古本”为名者，还有一大批。

　　“王门”后学，受王阳明的影响显然，几乎都有自己的《大学》著述。

江右邹守益（东廓）（1491-1562）有《古本大学后语》一卷，浙中王畿（龙溪）（1498-1583）有《古本大学附录》三卷，聂豹（汉江）有（1487-1563）《大学古本臆说》一卷。

季本（彭山）（1485-1563）有新的《大学》改本，不分章节，“仅大文六页，无疏义”，[25]他们信奉“古本”者为多，在义理上也是与自己的老师相差不大。

如聂双江起初也怀疑阳明之说，后“反求诸身心日用之间，参诸程、朱合一之训，涣然若有所觉”，他以为，阳明“其有功于圣学，古本之复其一也”。

[26]　　到阳明再传弟子，尤其是在晚明，依旧保持了对《大学》的兴趣，如耿定向（天台）（1524-1596）有《大学括义》一卷，李材(见罗)（1519-1595），撰《大学约言》，管志道(东溟)(1536-1608)，有《大学六书》。

[27]但在义理上已经与阳明相差较远。

如李材，初问学于邹东廓，学“致良知”之学，也曾与王畿、钱德洪问学，后来怀疑阳明之说，揭“知体之说”，在《大学约言》中，根据自己对《大学》的理解，创立了“止修”说，并以之为基础，对《大学》一文作了重新的安排解释，不同于朱学思想，也异于心学。

[28]到颜钧（山农）（1504-1596）讲《大学》时，随意性较大。

[29]　　明代诸儒对《大学》的关注，似亦影响到佛门中人，晚明三大高僧之一的憨山德清（1546-1623）对《大学》情有独钟，作《大学刚目决疑》。

憨山对《大学》的解读，与阳明思维理路大致相同，表现为心体圆满充足后，由己及人的立人达人事业，畅明本体的内在精神超越。

[30]晚明，儒、释、道三教合流，互相影响。

憨山《大学刚目决疑》的出现，与时代风气有关，也与当时知识界对《大学》的关注有关。

　　　　　　　　　　　　　　四、晚明《大学》研究的新趋势　　众多《大学》研究著述出现在十六七世纪，是王阳明及其后学重新讨论《大学》最重的意义所在。

当时的情况是，《大学》各种注释大量风行，“改本”不断出现，时人争执不已，互不信服，这时，出现了有人想一统思想界的事件：林希元要求使用自己的《大学》“改本”取代朱子的《章句》，让科举、学宫以自己的《大学》著述为定本，以求得到官方意识形态的支持。

　　嘉靖二十八年（1549），林希元上《改正经传以垂世训疏》，据疏中所云“臣取前后诸儒断定，反覆详玩，宋儒所定，委有未安，近世诸儒更定，义理周尽，委无可议，臣因细为辩析，以明其可从……今臣将前后诸儒所定，附以己见类写成编，名曰《大学经传定本》，装縯以进，伏望皇上俯赐观览，特赐栽正，如果是书可全，臣言不谬，乞勅礼部改正颁行两京国子监及天下司府州县，使学宫以是造士、科举以是命题，则千载未全之书，一朝复全，天下学士大夫，无复遗憾。

”[31]林希元有《更正大学经传定本》，似要为南宋以来发展的“格致补传作”一总结，取代程、朱《大学章句》在官方的地位。

其结果可想而知，“世宗大怒，焚书”。

[32]　　王阳明对知识的影响似乎太大，万历十二年（1584）阳明终于从祀孔庙成功。

[33]这引起了一些士人的不满。

万历十三年（1585）唐伯元上《从祀疏》，力辨王阳明不宜从祀。

他是万历二年的进士，湛甘泉的后学。

[34]可能是考虑到王阳明以《大学》立说，唐伯元采取了上石经《大学》的策略。

在上《从祀疏》的同时，又上《石经疏》，“又进石经《大学》，云得之安福举人邹德溥，已为制序，南兵科给事中钟汶淳特疏纠之，后降海州判官。

”[35]　　唐伯元所云石经《大学》，即丰坊的伪本。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时，出现了一个魏政和石经本《大学》，后经考证系时人丰坊伪作。

伪石经《大学》，在当时流传十分广泛。

晚明，虽然炫奇好博之风大兴，经学考证不振，但并不是没有人指出此本为伪造。

如陈耀文、许孚远、吴应宾、钱一本等人均有说明。

然而，在当时情况下，他们的辨伪根本起到不到以正视听的效果，有太多的大儒名士相信此本，如郑晓、耿定理、管志道、王文禄等。

更有甚者如刘宗周（1578-1645），虽然知道此书为伪书，但还是愿意相信，并以石经《大学》为蓝本，自定改本。

[36]　　丰坊伪石经《大学》的出现，与当时流行的好奇、好秘及造伪风气有关，说明了当时道学中，有一种在程朱、陆王阵营以外的声音，同时又想对程朱、陆王争论不休的《大学》文本问题有所解决。

[37]林希元的上疏，反映了同样的时代诉求，只是声音太微弱，想直接寻求政府承认的想法也有些天真。

唐伯元上石经《大学》，明显要比林希元高明，石经《大学》比王阳明所找的“传统资源”《大学》“古本”在时间上要早，更有“合法性”。

只是“道”的最终裁决裁判权，在封建国家手上。

这说明，王阳明的《大学》说，使得其无论是造成《大学》研究多元局面而形成的正面的影响，还是招致程、朱理学家以《大学》为话题的反面攻击，均影响到了国家意识形态所定朱子《大学章句》的地位。

　　晚明，对《大学》的讨论越来越与王学异端思想相关联，东林士人顾宪成（1550-1612）就想对此有所修正。

顾宪成有“《大学》三书”：《重定大学》、《大学通考》、《大学质言》。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大学意》、《大学说》来看，他的阐释，以朱子“格物说”为主，却认同阳明“良知学”。

刘宗周以“慎独”解《大学》，文本上以石经本为底本，重新分章。

二人均有后出益精的味道，想调和朱子、阳明之学。

从他们对《大学》的阐释，也可以看出，后人对《大学》的理解，已不能绕过朱熹和王阳明，虽然他们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看法。

　　政治史的研究，让人感受到历史的断裂；而学术史的研究，却让我们感受历史的联系。

至清初，明人关于《大学》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顾宪成、刘宗周可都是信石经《大学》的，对义理上的争论还是没有结果。

这样的情况下，陈确（1604-1677）《大学辨》完全否定了《大学》经典性，说他是伪书。

对明人广泛信奉的石经《大学》，清初的毛奇龄（1623-1716）、朱彝尊极力辨其为伪书，这都是延续了明代心学的话题。

而毛奇龄的《大学》研究，已自成体系，在义理上虽是不脱宋、明儒的理学范围，但与胡渭（1633-1714）《大学翼真》、李塨（1659-1733）《大学辨业》一样，在要求回归原典，对版本的重视以及解经的方法上，却已经有清代学术的特色。

　　　　　　　　　　　　　　　　五、结语　　我们知道，十六七世纪官方钦定《大学》文本与理学的解释仍是以程、朱理学为主的，我们也应看到，与此同时，以王阳明及心学的不同追随者为典型（但不限于他们），却有着不同的诠释和侧重。

大量的《大学》阐释文本，大量《大学》“改本”的出现，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息：在十六七世纪的知识界，不存在一个特定的、共同的标准，也不存在一成不变的真理。

形成《大学》研究这种多样化的局面，与王阳明有直接的关联，这其中反映出的思想解放与思想的多元，是时代个体意识觉醒的表现，而决定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根本的是十六世纪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变革。

明中后期，社会流动的加速，朝政的宽松与舆论空间的扩大，使得以王阳明为代表这样的私学才有存在的空间。

　　以经典诠释的方式建构自己的学说，是中国古代经学诠释的典型形式。

经典有文献上的依据，其学说的“合法性”也较强。

所以，当王阳明挑战朱子《大学》说时，提出用“古本”；当石经《大学》出现时，而又有更多人相信；后来，又有从文献上彻底否定《大学》真实性的论著《大学辨》出现。

但是，文本上的争论都不是最重要的，这里似有这样一个优先顺序：尊“经”是为尊圣，最终是为尊“道”。

众多的学人，随意改动文本的结构，都是以追求儒家之“道”为理由。

十六七世纪知识界关于《大学》这种处理，必会造成经典合法性的完全丧失，这是极权的封建国家不愿意看到的。

至清代，程、朱理学再次得到官方的青睐，乾、嘉朝，文网渐密，朴学兴盛，《大学》义理上论争的多元局面也不复存在。

学者对《大学》的关注，大多已经不在义理上，而是将其看成经学研究的一部分。

--------------------------------------------------------------------------------[1]PierreBourdieu(布尔迪厄):TheFieldofCulturalProduction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93，转引自吕妙芳《阳明学士人社群》，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49页。

[2]清·黄宗羲：《明儒学案·师说·王阳明守仁》，中华书局2008年第二版，第7页。

[3]《明史》卷282《儒林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222页。

[4]明·高攀龙《高子遗书》卷9上《王文成公年谱序》云：“呜呼！道之不明也,支离于汉儒之训诂；道之明也，剖裂于朱陆之分门。

程子之表章《大学》也，为初学入徳之门。

今之人人自为《大学》也，遂为聚讼之府，何天下之多故也？国朝自弘正以前，天下之学出于一；自嘉靖以来，天下之学出于二。

出于一，宗朱子也；出于二，王文成公之学行也”。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5]此一问题，可参考的相关研究论文有，台湾吴伯曜《阳明心学对晚明四书学的影响》，张艺曦《明中期古本与的流传与影响》，分别见于《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台湾《汉学研究》2006年第1期。

[6]陈来：《有无之境——王阳明哲学的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5页。

[7]刘笑敢：《从注释到创构：两种定向两个标准》，《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2期。

[8]黄俊杰：《从儒家经典诠释史观点论解经者的“历史性”及其相关问题》，《台大历史学报》，1999年第24期。

[9]相关论述参见万明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

[10]明·王阳明：《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11]明·王阳明：《大学古本旁释》，明王文禄辑百陵学山本。

[12]明·黄省曾：《五岳山人集》卷31《答新建伯大司马王公书一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3]《王阳明全集》卷35《阳明年谱》嘉靖6年10月条，第1308页。

[14]明·黄佐：《庸言》卷9，续修四库全书本。

[15]明·湛若水：《甘泉文集》卷7《答阳明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6]明·罗钦顺：《困知记》三续，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95页。

[17]明·罗钦顺：《困知记》附录《与王阳明书》，第109页。

[18]《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第45页。

[19]《王阳明全集》卷2《传习录中·答罗整庵少宰书》，第78页。

[20]清·朱彝尊《经义考》第5册，卷159《礼记》22，台北中央研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7年点校本，第299页。

[21]崔铣有云：“夫正物之谓格，至理之谓物，今之谓异言也，则心当何正？而至善有别名乎？孟子曰‘良知良能’，知能心之用也，爱敬性之实也，本诸天，故曰良。

今取以证其异，删良能而不挈，非霸儒与？”，见《明儒学案》卷48《诸儒学案中二·文敏崔后渠先生铣》，第1159页。

[22]《经义考》第5册，卷160《礼记》23，第315页。

[23]喻剑庚：《〈大学管窥〉〈中庸管窥〉考述》，《南昌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年第3期。

[24]李纪祥：《两宋以来大学改本之研究》，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91-194页。

[25]《经义考》第5册，卷159《礼记》22，第305页。

[26]《王阳明全集》卷41《重刻大学古本序》，第1597-1598页[27]包括“测义”，“辑注”，“略义”，“古本订释”，“辨古本”，“石经《大学》附录”六部分。

[28]赵刚等：《试析明儒李材的〈大学〉改本》，《复旦学报》（哲社版），2002年第2期。

[29]《颜钧集》卷六《耕樵问答》就有这样的记载：“大学中庸，学大庸中，中学大庸，庸中学大，互发交乘乎心性，吻合造化乎时有。

”中国社会科学院1996年版黄宣民点校本，第49页。

[30]夏清瑕：《从憨山和王阳明的〈大学〉解看晚明儒佛交融的内在深度》，《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1年第6期。

[31]明·林希元：《林次崖先生文集》卷4《改正经传以垂世训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2]《古今图书集成·理学汇编》卷293《四书部》引《明外史·陈琛传》。

[33]详情参见朱鸿林：《〈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载《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13-333页。

[34]疏中云阳明“不宜从祀，《六经》无心学之说，孔门无心学之教。

凡言心学者，皆后儒之误。

守仁言良知新学，惑世诬民，立于不禅不霸之间，习为多疑多似之行，招朋聚党，好为人师，后人效之，不为狗成，则从鬼化矣”。

见《明儒学案》卷42《甘泉学案六·文选唐曙台先生伯元》，第1002页。

[35]《明实录》卷159“神宗十三年三月”，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1962年影印本，第2922页。

[36]刘宗周在《古文参疑》中有云：“近世又传有曹魏石经，与古本更异，而文理益觉完整，以决格致之未尝缺传，彰彰矣。

余初得之，酷爱其书，近见海盐吴秋圃著有《大学通考》，辄辨以为赝鼎，余谓言而是，虽或出于后人也，何病？况其足为古文羽翼乎！”见《刘子全书》卷36《经术九》，台湾文华书局1968年版，第3298页，[37]王汎森：《明代后期的造伪与思想争论——丰坊与〈大学〉石经》，载《晚明清初思想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9-49页。

那么，《大学》讲了什么呢？《原本大学微言》导读怀师近来讲述的《大学》录音带，终于整理成册，定名《原本大学微言》。

本书名所以取“原本”（又称古本）两字，是为了有别于流行八百多年的朱子章句本。

《大学》原本，是指西汉戴圣所传《礼记》的第四十二篇原文。

自宋朝朱子的章句本流行以后，其他许多注解《大学》的书，如司马光的《大学广义》等，都已失传，甚至坊间连原本《大学》也久不流通。

所以到明朝嘉靖年间，王阳明把原本《大学》刻印出来，当时的文士还惊怪起来，不相信还有这一种本子。

甚至清朝的李惇还说：“学者有老死不见原文者。

”因为大家既然只读朱子的章句，刻《礼记》的人索性就把其中的《大学》、《中庸》只存其目录，把文字都删除了。

本书所采用的原文，是依据清未阮元重刊的《宋本礼记疏本》。

至于怀师为什么要用原本《大学》来讲述，详见本书《开宗明义篇》。

至于其微言大义，更遍布全书，有待善为体会。

怀师此次讲述《大学》，彷若悬河，滔滔不绝，又旁征博引，融会古今中外史实与学说于一炉，实难加以分段，但为便利读者阅读，勉强分为九篇，计含六十四章。

现略述九篇内容摘下，以便先有个概印象：一、开宗明义。

首先请读者先熟读原本《大学》本文，以便阅读下去时，可以随时回到《大学》本旨，加以体会、印证。

然后从一位教授的来访，谈到自幼诵读经书的受用，以及延续中华文化的多年心愿，因此而想到流传已久的《四书》，本有其超越时空的价值，可惜长久以来只被作考取功名的敲门砖，于今犹有其流弊。

于是回想传统的农村教育的情景，而肯定《千字文》等启蒙读物，对天奠定做人的良好基础，深具意义。

然后，对道、德、天、大人等关键字先作说明，并点《大学》的思想是源自《易经·乾卦·文言》而来，而《大学》原为古代中原文化、文学的代表作，自有其理路脉络，而不必去篡改原文，对于朱子把“大学之道”竟说成“初学入德之门”，更不以为然。

接下来谈到《大学》的纲目，以及内明外用的修养次第，使读者先把握住《大学》的重点。

由此而进入《大学》本文的探讨，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个总纲。

并为了恢复原本《大学的真面目，先对朱子的把“亲明”当作“新民”，以及改编〈大学〉次序，提出了批判，对于朱子把“明德”说成“虚灵不昧”，更详加探究，而强调要从自知之明做起。

二、七证的修养功夫。

本篇旨在阐释《大学》所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道理，这七证（知、止、定、静、安、虑、得）功夫，实为中国原创的儒家心传入中土时，借用来说明禅定的方法，影响后世甚为深远。

只是这七证的功夫如何修，曾子未加说明，而宋元明清以来的理学家，困于门户之见，也无法疏解得清楚，更谈不到发扬光大。

故特借用佛、道两家学术来加以阐明。

对于内证学养有兴趣的读者，此篇最宜深思体会。

三、内明之学。

本篇先阐释《大学》所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并说明向来学者都把“诚意”前面的“格物致知”及“物格知至”的关健所在，略而不谈，而不知其中内明与外用之环环相扣的密切关系。

进而讲到要做到“诚意、正心、修身、”，就先须“格物致知”，以达到“格物知至”，故对“所知”与“能知”，及“心”、“意”、“识”细加明辨，再讲到心物一元、心能转物的道理，而警醒世人，不再被物质文明带向自我毁灭之途。

总之，此篇阐明自“格物”至“正心”属内明之学，如果内明修养达到“明德”的境界，由此外用天“齐家、治国、平天下”，就须从“修身”做起，故“修身”为内明外用之间的重大关健，也就是《大学》所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四、外用之学。

本篇旨在阐释“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的道理。

首先说明“齐家”的“家”是家族的家，不是现代小家庭的家，并推崇中国历史文化中，母德、母教的伟大。

从东周以来直到清末，每个朝代的帝王家庭，大多是大有问题的家庭，本篇即以齐桓公（兼述管仲为政之道）、秦始皇（兼述吕不韦的“奇货”计划）、刘邦（兼述与他勾心斗角的吕后）为例，详加阐述。

而给予正面评价的，则以虞舜、汉文帝为例，加以阐述。

汉文帝得力于母教，而虞舜则成长于父母、弟弟都有心理问题的家庭，却能孝顺父母、友爱弟弟，尤为难得，故特推崇。

内外兼修之道。

本篇从《大学》原文：“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讲到“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止。

这段原本《大学》的原文，被朱子抽调得最厉害。

怀师则恢复其原来次序，就原本《大学》所说”诚意“内外兼修的“八正知”，详加阐述，再讲述“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并引述老子、管子、庄子、佛家、医家有关身心的学说来加以说明。

进而讲述“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有关“修身齐家”容易因“亲爱、贱恶、畏敬、哀矜、敖惰”的心理偏差而产生重大问题，并分别引述赵太后、武姜、弦章、章景公与晏子、邴吉与汉宣帝、元帝，以及陶朱公及其儿子的史实，来加以说明，并阐释其给现代人的启示。

六、齐家治国。

本篇《大学》所说“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讲到“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首先谈到中国上古社会以“礼治”为主，并引述周室治国齐家的史实，来说明孝、弟、慈的道理，以及周文王以前，为何会有多人推位让国的原因。

至于后来帝王讲求”法治“，则须把握治国当家的原则，从历史中得到教训。

最后再从《大学》所引的《诗经》，详加阐释不论古今，妇德在齐家（或及治国）中的重要性。

七、治国平地天下。

本篇讲述《大学》最后一段，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至“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首先说明古代对”天下“的原义，以及“絜矩之道”的意义，以及当政者要先“立德”才能得到民心，尤其要注意一言一行。

其次，讲述魏晋南北朝在“胡”、“华”民族混和中，那些“家天下”王朝更替的前因后果，以及秦穆公如何重用百里奚，如何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来阐述“治国平天下”之道。

最后，对于事关国计民生的财经学说，则以曾子、子贡的故事，《史记·货殖的列传》的观点，以历史上注重财政的名相、名臣的言论、策略，为长期以来传统儒家学者陷于义利的矛盾纠结而解套，并期勉国人朝着“民富即国强，国富则民强”的大道前进。

八、儒学演化与国家发展。

在依序讲述《大学》原文完毕的，本篇则总论在佛教传入中土后，儒家学说，尤其是《四书》、《五经》，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演化，以及它与历朝盛衰的关系。

从魏晋南北的玄学谈起，历经唐代的儒佛道禅，以及《原道》、《复性书》的出现，宋儒理学的兴起，元朝以藏密为主下的儒家，明清的科举利弊，阳明学说的兴起，最后并谈到清朝的外示儒学，内用佛老，并以康熙、雍正、乾隆为例，加以说明。

这是一篇非常生动的文化融会史。

九、西方文化与中国。

本篇从明清之际的中西文化交流谈起，并略述清初以来，西方国家的重大变革，以及美国的兴起及其文化对世界的强力影响；进而提出国人应加以反思、检讨的三大问题。

最后的结语则在说明，在悠久的中国历史文化中，虽有所谓“诸子百家”之说，而立国的精神主要还是奠定在儒家的基础上，而儒家思想的精义在国际之间，向来是主张“兴灭国，继绝世”，尽力辅助弱小国家民族的。

至于西方人会有“黄祸”的误解，则起于非儒家文化所及的蒙古的西征，这是中国历史中的特案，有其特别的历史背景（详见第五十八章）。

因此正告西方学者如亨廷顿之流，不应挑起文化之间的互相敌视，引起人类争战的悲剧。

中国是由历史上许多民族混和而成的，而中国文化也在历史上融合了西域、印度等地的文化。

“有容乃大”，中国及其文化永远是开放心胸，希望“礼运大同”，以达到和平共存、互相繁荣文明的世界。

以上九篇概要，只是给读者鸟瞰全书的来龙去脉，至于其中高山流水、柳暗花明之风光，处处引人入胜，时兴慧解，则有赖读者亲自一游。

最后应该说明的是，在把近百卷的录音带整理成初稿的过程中，曾经参与文字整理工作中的有：蔡策、李淑君、劳政武等先生。

参与校订的有：李素美、刘雨虹、来新国、李表原、韦志畅、赵海英、朱守正、彭嘉恒、马有慧、陈定国、陈美珍、杜忠诰、谢锦杨、陈照风、欧阳哲、郭姮妟等先生小姐。

参与打字及校对的有宏忍法师，傅莉、李仪华、李茵丽等小姐。

在如此群智群力合作下，终于完成文字初稿，最后交由我再作整理，虽自知学识粗浅，不足以荷任，只因退休下来，较有时间，而无理由可以推辞。

而今兢兢将此怀师讲述大作出版，若仍有错误，其咎在我，敬祈各位先进不吝赐正为感。

周勋男1998年1月30日希望可以有所帮助编辑于2018-01-0615:08​赞同115​​6条评论​分享​收藏​喜欢收起​查看全部9个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