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自強案無罪確定：21年的纏訟血淚，能給我們什麼啟發？

2015年9月1日，高等法院更九審宣判，徐自強無罪。

新聞稿指出：黃春棋指出徐自強涉案，但在訴訟程序中，一再拒絕在法庭上作證，致使徐自強沒有在法庭上 ... 集團資訊關於我們集團介紹我們的團隊旗下媒體關鍵評論網everylittled.INSIDE運動視界Cool3c電影神搜未來大人物歐搜哇旗下節目多元服務Ad2Taketla拿票趣關鍵議題研究中心Cr.EDShareParty與我們合作內容行銷與廣告業務異業合作加入我們新聞中心2016/10/18,社會Photo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法操FOLLAW法操是一個司法監督媒體，將以檢調問題作為監督重點，揪出台灣大小案件的檢察官繆誤。

看更多此作者文章...訂閱作者收藏本文文／法操司想傳媒1995年黃春樹遭歹徒綁架，並向其家屬要求上億元的贖金，警方透過監聽電話，循線逮捕到黃春棋，黃春棋隨即供出陳憶隆、黃銘泉、徐自強三人也參與犯案。

全案自1995年發生，迄今經過九次更審、五次非常上訴，並做成釋字第582號解釋。

2016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最後駁回上訴，判決徐自強無罪確定。

黃春棋說徐自強也有做，就可算參與犯案嗎？本案最大的爭議在於：被告黃春棋說徐自強也參與了黃春樹綁架撕票案，在檢察官沒有其他直接證據能證明徐自強真的參與此案的情況下，法官可不可以只依照黃春棋的說法，就認定徐自強有參與本案，進而依刑法擄人勒贖罪判處呢？關鍵在於《刑事訴訟法》「嚴格證明法則」的核心精神，為了保障刑事被告的人權，如果法官要判決一個人有罪，必須經過嚴格的證據認定，即所謂的「罪證確鑿」；所謂的「罪證確鑿」在現行法制下，《刑事訴訟法》在第12章明定「證據」，將「罪證」做出明確規範，其中關於「人證」，《刑事訴訟法》規定，證人必須在法庭上做「交互詰問」，亦必須「具結」（簽名表示自己的證言是真實的，如有違反，要受到偽證罪的制裁）。

雖有釋字第582號解釋，問題仍然沒解決徐自強案最初經最高法院89台上字2196號判決定讞。

最高法院採高等法院88年重上更（五）字第145號判決的見解，判決徐自強等三人死刑定讞。

民間司改會律師因此聲請大法官釋憲，大法官並於2004年7月23日做成釋字第582號解釋。

本號解釋中，大法官認為：共犯證言本質上仍屬「證人證言」，必須依法經過交互詰問與具結的程序，這份證言才能成為判處被告有罪的依據；同時，本於「嚴格證明法則」，被告的自白不得作為判處被告有罪的唯一理由，仍必須調查其他相關的證據（如：物證、鑑定等等），加以補強。

之後，檢察總長吳英昭依據本號解釋，向最高法院提起非常上訴。

最高法院發回高等法院更審，這是第六次更審，高等法院依然判決徐自強死刑，並未就證據的爭議為表示。

嗣後的兩次上訴、發回更審：更七審判處徐自強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更八審判決徐自強無期徒刑，更八審審理過程中，被告之一陳憶隆以證人身分作證，最後法官認定徐自強有參與擄人勒贖。

更九審徐自強無罪，高檢署再上訴2015年9月1日，高等法院更九審宣判，徐自強無罪。

新聞稿指出：黃春棋指出徐自強涉案，但在訴訟程序中，一再拒絕在法庭上作證，致使徐自強沒有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的機會，參酌釋字582號解釋，認為黃春棋以被告身分，未經具結所為不利於被告徐自強之陳述，因欠缺「可信之特別情況」，無證據能力，判決徐自強無罪。

同案被告在更八審雖以證人身分作證，然重要的內容卻前後矛盾，而且只是他的片面說詞，沒有其他補強證據，也缺乏證明力。

高等法院於新聞稿中亦認為，檢察官的舉證並不足以認定徐自強為共犯。

轉述中國時報報導：「高檢署認為，黃春棋、陳憶隆被判死刑確定，兩人偵審期間，並未提出刑求抗辯，且死刑確定判決，大量引用兩人警詢中陳述，並採為證據，兩人警詢中陳述具有證據能力。

黃春棋拒絕證言，是因對共犯徐自強翻案成功免死，但他卻被判死刑確定，心生不滿，才拒絕作證，不能僅因黃情緒不滿拒絕作證，就全部推翻並禁止黃先前偵審時的自白及證詞的證據能力。

」PhotoCredit:徐自強案：正義還在路上徐自強案聲援者為其所製作的文宣判決無罪確定，纏訟血淚又誰能知？2016年10月13日，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判決徐自強無罪確定。

雖然無罪判決終於確定，但他人生當中最為精華的20年歲月，身陷官司纏訟的囹圄中。

箇中煎熬，不足為外人道。

本案自1995年發生，迄今已逾20年，關於刑求、共犯自白的問題，已有過相當的討論，也肯定本案對刑事證據在法治上的深化，有其標竿性的意義。

回到案件本身，事實真相如何？檢、審、辯三方的認知或有出入，但只有上帝知道了；況本案發生迄今已逾20年，人事已非，滄海桑田，更難還原當時現場的狀況。

爭議的關鍵點在於：當一個有爭議的刑事案件，歷經了20年的纏訟，持續來回地發回、更審，除了持續追求刑事訴訟法上「發現真實」的目的外，我們還能追求的是甚麼？我們又將因此付出多大的代價？ 「犯罪嫌疑人」的強制處分約束應有其界限如今回首本案，絕對值得社會大眾在人權議題的層面上思考。

重大治安事件透過媒體，通常能引起社會大眾的廣泛注意，甚或引起民情撻伐。

然而，在一個法治成熟的社會，希望「有罪與否」的認定，是透過司法審判程序。

當法院判決尚未確定之際，所謂「犯人」的精確定義，應該是「犯罪嫌疑人」，只是有「嫌疑」而已，因此國家相關強制處分的約束應該有其界限，這也是《憲法》第八條保障人身自由的核心精神。

而在《歐洲人權公約》上也有原則性的討論。

《歐洲人權公約》第五條第四項規定：「任何人遭逮捕或限制自由時，有權要求法院要於短期內審判該剝奪自由的合法性，如果剝奪自由不合法者，法院應下令釋放。

」當社會發生駭人聽聞的重大治安事件，民眾的正義情感常隨著媒體的披露而隨之沸騰，雖然被害人的遭遇誠屬悲慘、犯罪行為的成因值得探討，但法治上更多議題亦值得被關注。

在本案中，我們除了看到冗長的司法程序是如何地折磨當事人及被害人家屬外，也看到人權保障的遺憾與掙扎。

在此也期許台灣能將此案作為借鑑，以避免往後的憾事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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