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在治理什麼？新冠肺炎、全球健康和臺灣的多重定位（COVID ...

疫情不斷更新，關於全球健康治理的討論也更熱切。

須先強調，爭議不斷的WHO 並非全球健康治理全貌。

二戰後成立該組織是為改善全世界人口健康， ... 跳至主要內容 李柏翰／薩賽克斯大學社會學系 本文為《臺灣社會學刊》COVID-19論壇系列之一，將刊登於《臺灣社會學刊》第67期（2020/06）   新冠肺炎（COVID-19）首例於中國確診後，迄今已擴散超過210個國家和地區。

我寫作時全球已超過270萬人確診、近19萬人死亡。

依緊急委員會建議，世界衛生組織（WHO）總幹事於1月30日將其定義為「國際關注公衛緊急事件」並在3月11日宣布為全球大流行。

疫情不斷更新，關於全球健康治理的討論也更熱切。

須先強調，爭議不斷的WHO並非全球健康治理全貌。

二戰後成立該組織是為改善全世界人口健康，在中華民國（未佔據台灣前）等發展中國家堅持下，在憲章中將健康廣泛定義為「生理、心理和社會完全安適狀態」。

儘管主責協調全球衛生工作，WHO畢竟是國際組織，主權至上仍是最高原則亦成為其最大的限制。

另外，在各國或不同區域應對疾病的效率與防疫能力的差異上，各種分析已討論過國家政體（威權vs.民主）、歷史經驗（有無經歷過SARS、伊波拉）、醫保制度、文化差異、公民社會動能等變數。

[1]在這些解釋之外，本文希望從全球健康治理的整個系統（及其內建的西方中心主義）來看預警制度為何失靈。

鑲嵌在主權空隙的全球健康治理 20世紀末起，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如跨國生醫公司、金融機構）間逐漸出現權力移轉。

在處置跨國健康問題上，干預實踐也發生典範移轉——從仰賴國界檢疫制度的「國際」衛生，到以全人類為主體的「全球」健康——其規範基礎歷經了國家安全、人類安全、人權、公共財等多元發散、重新定義的過程。

搭上千禧年前後全球治理倡議之風潮，全球健康治理可視為不滿傳統上國家衛生合作中權力失衡、效率不彰之批判回應。

不過，儘管倡議者都批判以國家為本位的管理技術已不合時宜，但根據Lee及Kamradt-Scott的文獻整理，針對「全球健康治理」的學術與政策論述，大概至少仍可歸納出三種不同想像：[2] 最初係各國政府與公衛決策者，為因應全球化造成傳染病傳播無遠弗屆、難以控管，倡議者追求各國公共衛生政策一致化，以降低溝通與執行成本的「全球化與健康治理」（globalisationandhealthgovernance）。

再來是追求將聯合國正在發展的全球治理應用於健康事務決策上——強調民主、代表性等程序原則——更廣泛接納非國家行為者意見（如非政府組織、藥廠）的「全球治理與健康」（globalgovernanceandhealth）。

第三種版本則倡議建立超越國家利益的全球性健康系統，因此納入人權、共同體、社會連帶性、全球公共財等規範價值，強調治理不應僅考慮效率跟安全——「對全球健康之治理」（governanceforglobalhealth）。

以醫療援助交換安全之全球健康 所謂「治理」是透過制度化與集體措施，實現所有利害關係人的「共同」目標，而該目標是為了賦予全球健康決策與行動之一致性、規範性及可問責性。

從介入者與被介入者的關係切入，AndrewLakoff觀察到，二戰後有兩種全球健康制度（globalhealthregimes）交疊發展，兩者皆旨在超越國家治理之限制。

[3] 一為「全球健康安全」（globalhealthsecurity）。

透過國家既有公衛基礎建設，為自我保護（self-protection），針對潛在或新興傳染病（如SARS）建立早期發現、偵測、通報等機制。

此制度關切的是潛在疾病，仰賴多種防堵傳染的技術及各國政府自願合作，以盡早避免疫情全球化——或避免病毒離開一國國境。

另一是「人道生物醫學」（humanitarianbiomedicine），關注的是實際存在且明知可避免卻無法遏止的疾病（如愛滋），仰賴非國家行為者行動發揮「人溺己溺」的精神，其幫助的並非特定國家之公民，而是不分國界遭受苦難的個人。

類似傳統公衛的基礎在社會團結，人道主義則是普遍人性（commonhumanity）。

兩者看似分別運作，實際上卻相互補充。

人道生物醫學脈絡中的工作者，為缺乏基礎建設的社會提供支援，代價是使當地國「自願」接受相關國際組織（如WHO、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聯合國愛滋病規劃署）監測其人口與發展，使其在獲得資助、技術或服務時，同時監控並抑制潛在威脅已開發國家的疾病。

西方中心主義導致預警成效不彰 「以人道醫療交換健康安全」的制度，在發展快速的COVID-19疫情中失衡了。

儘管WHO及東亞各國依《國際衛生條例》通報並發出預警，但疫情仍迅速擴散到歐美而不可遏，因此究責聲浪四起。

事實上，每次大規模傳染病發生，WHO從未倖免於「反應太慢」、「準備不足」、「過於保護當事國」等批評。

然而，這些批評經常忽略一件事：防範大規模急性傳染病的典範，仰賴動態且有彈性的準備機制，取決於「全球與否」的空間感及「緊急與否」的時間感。

準備機制是病毒生物性、感染者、社會文化、生醫技術、資訊流通性、決策者對風險之理解等眾多成分拼湊而成的集合體，任何成分之變動皆牽一髮動全身。

這次歐美不僅未免疫於「南方」的新興傳染病，甚至還透過旅行者再傳到各地，原因包括：一來歐美各國「時空感」延宕，太晚啟動邊界安全機制；二來許久未遭逢新興傳染病的歐美社會，暴露其相關醫療資源與預防措施不足。

相較之下，位處東亞的發展中國家呈現韌性，難得成為「保護」西方的介入者。

IpekDemir（2020）認為：人們是否認真看待風險，與預警發出者（東亞）與接收者（西方）間的權力關係密切相關。

[4]本文進一步主張，全球健康治理作為一個知識密集生產且資本交錯流動的場域，其中隱含的國際階序成了防疫盲點；相關疫情訊息被輕忽，其實是權力運作的產物，卻鮮少被提及或被刻意忽略。

台灣：重要卻難以定位的行動者 全球健康治理是主權空隙中各成分鏈結而成的網絡，與國家機器相互磨合，因此卡在國家與非國家行為者之間的WHO成了談判與究責的主要場域。

台灣則以不同形式被代表而擁有多重定位——既是創始會員的「中華民國」，也是連年受邀世衛大會又遭中斷的「中華台北」觀察員。

此次，台灣問題再度被突顯。

[5] COVID-19讓台灣人深刻感受到「全球健康即政治」。

自1949年台灣長年被中華民國佔治，日本投降後，其領域及住民之法律地位即一直備受爭議。

後冷戰格局中，夾在中國領土擴張與美國戰略部署間，民主化且發展中的台灣在第一／第三世界、西方／其他等粗暴二分法中常難以自我定位或被它人定位。

因無法參與WHO惟恐淪為防疫漏洞，因有餘力支援西方成為防疫模範生；這幾個月WHO總幹事更不時直呼台灣名諱，如3月29日《關於COVID-19資訊共用》（InformationSharingonCOVID-19）聲明提到WHO與「台灣衛生專家」等衛生當局密切合作，也不忘強調「台灣加入WHO的問題應由會員國決定」。

若以“Taiwan”為關鍵字在WHONews上搜尋，僅有7筆資料：除上述聲明，其餘包括3筆與SARS有關（皆於2003年）、1筆關於嚼食檳榔（2003年8月7日）、1筆關於烏腳病（2018年2月15日），皆以「中國台灣」或「中國台灣省」指稱台灣的流行病狀況（若以“Taipei”為關鍵字，則多1筆關於D型肝炎的資料）。

結論：局外人如何超越國家政治 疫情仍在發展，各方都在檢討WHO領導能力。

從全球健康雙軌制來看，「崛起」而不受控的中國給國際社會帶來更多不確定性，惟西方中心主義所造成的惰性也暴露了全球預警系統的侷限性。

當下，關於究責的討論被操作成中美對抗，台灣也因此從局外人，被意外捲入WHO的政治角力中。

中國配合「全球健康安全」遊戲規則意願不高，美國揚言中斷資助「人道生物醫學」。

非盟陸續釋出「堅定支持」WHO總幹事的訊息，受創嚴重的歐盟各國則預計在今年世衛大會提出《應對COVID-19》（COVID-19Response）決議草案，欲加強各界團結（包括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以支持WHO。

疫情風暴中的WHO顯然在最保守的版本「全球化與健康治理」與最理想的版本「對全球健康之治理」之間掙扎著。

此時，也是適合台灣——身為動輒得咎的局外人——重新想像全球健康治理，探索自我定位的時候，而如何在追求國家利益與超越國際關係之間取得平衡，或許可以是我們共同思考的起點。

[1]Chao,En-Chieh.2020,“DeathsWithouttheVirus.”DiscoverSociety,6April2020. [2]Lee,KelleyandAdamKamradt-Scott,2014,“TheMultipleMeaningsofGlobalHealthGovernance:ACallforConceptualClarity.”GlobalizationandHealth10:28-38. [3]Lakoff,Andrew,2017,Unprepared:GlobalHealthinaTimeofEmergency.Oakland: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4]Demir,Ipek,2020,“Corona,EastandWest:HasWestern-CentrismMitigatedAgainstOurWellbeingintheUK.”DiscoverSociety,2April2020. [5]Lee,Po-Han,2020,“AState-BasedWorldHealthOrganisation:TheTaiwanParadoxforGlobalPandemicGovernance.”TaiwanInsight,10March2020. CoverImage:IngramPinn/FinancialTimes 分享按一下以分享至Facebook(在新視窗中開啟)分享到Twitter(在新視窗中開啟)點這裡寄給朋友(在新視窗中開啟)請按讚：喜歡正在載入... 發表者：巷仔口社會學 檢視「巷仔口社會學」的全部文章 文章導覽 上一篇文章尋找「跨族公共領域」：馬來西亞淨選盟大集會中的族群問題下一篇文章防疫共同體的生命政治（COVID-19論壇系列） 在〈誰在治理什麼？新冠肺炎、全球健康和臺灣的多重定位（COVID-19論壇系列）〉中有8則留言 我看不出來這篇文章「論」了什麼？也看不出來從哪些研究證據獲得了「結論」？是不是刪略了許多內容啊？ 正在載入... 回覆 Covid19不是新冠肺炎吧…新冠是中國自創名稱不是嗎？ 正在載入... 回覆 corona=皇冠coronavirus=冠狀病毒COVID-19=2019冠狀病毒(coronavirusdisease2019) 由於冠狀病毒有很多種，目前這一種covid-19是新的，所以可以是「新型冠狀病毒(新冠)」。

但之後…就難叫了，若干年後。

可能還是稱「武漢肺炎」會比較有辨識度(無關歧視) 正在載入... 【疫苗治標不治本】現存的流行傳染病幾乎都來自動物 https://tw.appledaily.com/forum/20200430/AB4MQ7CPBWBYUEB4KBCIPW6VHI/ 正在載入... 回覆 這篇文章華而不實,太空泛,沒有切入對民眾生活的影響 正在載入... 回覆 太空泛了，沒有真的切入論述“誰在治理”及“台灣的多重定位”． 正在載入... 回覆 自動引用通知:誰在治理什麼？新冠肺炎、全球健康和臺灣的多重定位–記疫 紙上談兵太空泛 正在載入... 回覆 發表迴響 取消回覆 這個網站採用Akismet服務減少垃圾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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