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MIT（台灣製造）到MIT（麻省理工） 我的留學與求職之路

文／游子揚│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博士，現任美國麻州大學洛爾校區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寫這篇短文的目的，在於分享個人的留學與 ... 012文字分享友善列印012來自台灣活得科學讀寫科學從MIT（台灣製造）到MIT（麻省理工）──我的留學與求職之路活躍星系核・2018/04/22・7027字・閱讀時間約14分鐘・SR值540・八年級＋追蹤文／游子揚│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博士，現任美國麻州大學洛爾校區土木與環境工程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

寫這篇短文的目的，在於分享個人的留學與工作經歷，某些經驗對未來想出國留學與從事教職的人可供參考之用。

一、出國之前台灣早期傳統的教育：念好書、找工作、安分守己。

圖／ken19991210@Pixabay我從小生長在一個傳統的家庭，父親是公務員，母親在私人企業上班。

在家中被教導最重要的美德是孝順，在國小時期被教導最重要的是服從。

那是一段台灣仍在蔣家獨裁統治之下的威權時期；也是每個小學生每天進校園之際，必須在教官的監督之下，向校門口的蔣介石銅像鞠躬敬禮的時期。

在國中之前對人生並沒有太多想法，家長給的人生教訓，簡言之，就是：把書唸好，找份工作，成家立業，安分守己。

國中畢業之後，在沒有太多自由空氣的環境之下，面對了升學聯考。

高中聯考沒考上前三志願，而五專聯考卻考上台北工專。

在祖母的鼓勵之下，以及對於機械、化工、材料等科系的不暸解，選擇進入了土木工程科就讀。

在北工唸書的五年，反而因為自由開放的學風，重拾了對書本的興趣。

圖書館漫遊開啟了對於新知的學習精神。

圖／jarmoluk@pixabay長期在光華商場（現已拆除改建）透過自己動手組裝以及維修電腦的課餘活動，變得喜歡親自動手解決問題。

同時也因為北工圖書館的豐富外文館藏，課餘之際，開始對於外國文獻（英文，日文，德文）的內容感到興趣。

不知不覺中，常常在圖書館裡待到關門之後才回到宿舍，卻也因此培養了對數學、物理、哲學以及文學的廣泛興趣。

這段圖書館內漫遊的經歷，讓我認識到不是所有的知識都能在課堂上學到，能在課堂上學到的只是極少部分，更多的新知要靠自己持續不斷的學習才能獲得。

另外，也為了瞭解圖書館內的外文書籍內容，在學時選修了三年的日文以及一年的德文。

然而，即使覺得自己有個很豐富的五年求學經驗，在升學考試中，卻沒有得到相對應的結果。

在畢業時的二年制技術學院聯招當中，僅考上第三志願雲林科技大學，必須南下雲林開始兩年的學業。

這個經驗給了我很大的啟示，在一個以考試成績決定前途的制度中，知識被價值化，進而區分成有用與沒用的知識。

學生學習的範圍，則被決定考試題目的老師所決定。

在這種制度中，只有考卷上的知識能決定自己的前途。

兩年的雲林求學讓我遇到了鼓勵我做研究的好老師（吳文華教授），也開始嘗試到做研究（土壤結構互質）的樂趣。

直到技術學校開始發現做研究的樂趣。

圖／ThoughtCatalog@flickr技術學院畢業後，透過保送甄試進入了中央大學土木工程研究所碩士班，在張瑞宏教授的門下撰寫碩士論文，研究複合地盤的土壤極限承載力。

這段正規的研究所教育，讓我對做研究有了更全面性的瞭解。

研究所畢業之後，沒有時間想太多，就入伍服一年十個月的預官役。

服役期間，開始認真思考自己的下一步，考量留在國內或出國唸書的幾種可能性。

退伍之後，在中央研究院擔任九個月的研究助理，同時準備留學考試。

在申請到學校之後，便在家人的期盼之下，赴美留學。

我非常的幸運，有在背後充分支持我的雙親與其他家人，即使他們當初沒有主動鼓勵我出國唸書，卻也沒有阻止我出國。

回顧這段早期的求學時期，感受到在台灣的教育制度之下，文憑主義在各行各業的重要性。

也感受到台灣社會對於「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扭曲，演變成大多數台灣民眾重視傳統大學體系，輕視技職教育的心態。

在過去的教育制度之下，學生只要會念書，就是好學生、好小孩。

反之亦然。

這種「動腦優於動手」的心態，只會造就產業空洞化，並導致學生追逐文憑而低估了解決問題的動手能力。

假使一個國家的教育制度存在的目的，是為了培養社會上需要的各式各樣人力，那麼這個教育制度就應該提供各種需要的學校，以健全國家人力訓練的需要。

將各級學校都升格成大學，顯然是沒有以國家整體需要為考量所作的短視決定。

二、來到波士頓波士頓的天際線。

圖／ahundt@Pixabay在沒有想太多的情況之下，就從台灣飛到地球另一端的美國麻省理工，開始自己另一階段的研究生涯。

剛到麻省理工的第一個學期，很難一言以蔽之地形容在心態上以及文化上的衝擊。

只覺得以前自己知道與拿手的事物，忽然間在新同學之間變得非常普通。

留學考試成績單上的漂亮數字，並不能立刻轉化成在課堂上的表現。

更發覺自己有太多地方不夠好，態度也不夠認真。

在土木系裡，還記得教結構動力學的卡索（EduardoKausel）教授飛快的板書，濃厚的智利口音，以及天外飛來一筆的課間問題，讓自己覺得課前準備的重要性。

康納（JeromeJ.Connor）教授的結構力學與分析課上，用簡潔的數學描述複雜的結構行為，以及大量使用電腦程式建立工程結構物的數值模型，以便於預測結構行為。

吳（Shi-ChangWooh）教授的非破壞性檢測課上，使用超音波來界定工程材料的損害程度。

歐康納（RuaidhriM.O’Connor）教授的智慧型結構系統與感測器課上，利用壓電材料設計一套裝置在橋樑上的能源採收器。

烏姆（FranzUlm）教授的理論力學課上，用抽象代數分析力學系統的行為。

同樣來自台灣的梅強中（ChiangC.Mei）教授，在系上是我極為敬畏的老師。

在三樓走廊盡頭的教室外，聽到他跟學生開會討論的聲音，是許多土木系上博士生共同的回憶。

圖／ThoughtCatalog@pixabay布由柯茲特克（OralBuyukozturk）教授的鋼筋混凝土學中，學到從實驗結果建立解析式的理論模型，並且將之應用在結構設計上。

因為布由柯茲特教授對於結構物老化與損壞行為的興趣，我決定跟隨他進行博士論文的研究。

另一個原因是，布由柯茲特教授長期投注大量心力在研究提案書（researchproposal）的撰寫上，我想從他身上學習如何撰寫好的研究提案書。

經過我們一段時間的討論，決定嘗試以電磁波作為探測混凝土結構物的工具，於是我必須去電機系補修這方面的相關課程，跟隨孔金甌（JinAuKong）教授以及史達林（DavidStaelin）教授學習電磁波散射理論以及在遙感測量方面的應用。

並因為從事雷達量測方面的研究，常常要坐巴士到麻省理工的林肯實驗室，與那邊的工程師討論實驗細節與研究問題。

在教學現場討論中，由左至右：ChristopherIngemi(undergraduate)、本文作者、JonesOwusu-Twumasi(PhDstudent)圖／作者提供稍後，孔教授更加入了我的博士論文委員會，對我的研究提供更深入的建議。

我從孔教授身上學到的不僅僅是電磁學方面的知識，還有他追求研究問題的答案之熱情，以及他難以置信的博學多聞。

孔老師上課只帶一兩張紙，就可以從問題的控制方程式一路推導到最後的解答，顯見他在理論方面的扎實訓練。

他不但對電磁學有透徹的了解，還對歷史上相關學者的生平與彼此之間的關係暸若指掌。

常常，他在課堂上推導了好幾頁的積分方程之後，有機會就會開始說一些學者的生平逸事。

孔老師在私底下跟在課堂上一樣地平易近人，他的治學態度可以從他在研究討論中所提出的問題看出，他對於基本理論的掌握有嚴格的要求。

非常可惜的是，孔老師在我博士論文答辯前兩個月，就因為急性肺炎而突然在醫院中辭世。

圖／TomoSaito@flickr在麻省理工求學的七年期間，能有機會在課堂上從機械系，物理系，數學系，還有航太系的其他教授身上，學習到不同領域知識，以及他們的治學態度。

也有機會看到來自各國的學生孜孜不倦，日以繼夜地投入他們的研究。

認真的態度，不是只有一兩年的付出就能造成，而是要數年乃至於數十年的訓練，方能夠達到的境界。

當一個組織（大學或公司）有夠多認真做事的人，認真的文化就可以開始紮根。

在台灣有許多人喜歡在各種場合使用漂亮的詞彙，即使是在高等教育以及科學研究的領域，也常聽到一堆漂亮卻空泛無比的計畫與口號。

這些現象反映了主事者只想要用膚淺的標題，而非實際的成果來說服國民的短視心態，還有被無用的形式主義（做做樣子）所綁架的可悲心理。

個人以為，要達到頂尖的境界，其實就是每個人把自己的本分做到最好；並且不斷追求進步，突破自己既有的程度，最後持之以恆。

三、畢業之後：如何找工作？圖／Sayurta@wikimedia拿到博士學位之前，就得先想畢業之後的工作。

除了工作之外，外國學生在美國還有簽證的問題要考慮。

沒有工作，外國學生在美國就無法長期居留。

如同在其他國家，博士畢業生在美國有幾種職業選擇：學術界，業界，政府機構，或是自己創業。

若想待在學術界，可以申請博士後研究員，或是大學講師，或是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

申請博士後研究員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

申請大學講師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教學計畫，以及三個推薦人的聯絡方式。

source：pxhere申請大學助理教授的職位通常需要完整的學術履歷，研究計劃書，教學計畫，以及三封推薦信。

通常申請資料寄出一段時間（通常是一到三個月）後，如果獲選進入電話面試（phoneinterview）的階段，就會接到電郵或電話約定時間談話。

電話面試可能是三十分鐘，或是一個小時。

如果獲選進入來校面試（on-campusinterview）的階段，會在幾天之內約定時間。

在來校面試的當天，會有將近一整天的面談，從學校的管理階層（例如學務長，學院院長），到系上教授。

應徵者需要發表一個正式的學術演講，通常是一個小時左右。

有時候，應徵者也需要針對一個題目試教三十分鐘到一個小時。

來校面試結束之後，甄選委員會的成員會開會投票，一旦學校的管理階層（通常是學院院長）同意，就會正式對甄選第一名的應徵者發出職缺的通知。

收到通知的應徵者必須在短時間（一天到三天）之內接受或拒絕。

倘若第一名的應徵者拒絕這份工作，甄選委員會會立刻向第二名的應徵者發出通知，做為下一輪的甄選結果，直到兩方都共同同意為止。

在目前競爭激烈的美國學界，通常一個助理教授的職缺很快就會被填補，很少進入第二輪。

在工程的領域，大部分的博士畢業生可能要先從事幾年的博士後研究，才有機會爭取到大學助理教授的職缺。

少部份的優秀（就學術成就而言）博士畢業生，卻可能有數個職缺來選擇。

現實的情況是，每一個大學職缺的甄選結果，都要有幾百個博士要失望，只有一個會滿意。

en.malinaescort.com四、站上講台的第一天圖／Alexas_Fotos@Pixabay大學教授，顧名思義就是在大學傳達知識的學者。

傳達知識的最傳統方式，就是在課堂上教書。

大部分的博士生在攻讀學位的過程中，應該都是擔任研究助理（researchassistant）的工作居多，少數會擔任教學助理（teachingassistant）。

擔任研究助理固然對研究的進展較有幫助，但是一旦畢業之後開始教書，在教學上剛開始的適應期會比較長。

若是擔任過教學助理，有協助過授課教授準備課綱與教材，一旦自己開始教書，會比較快進入狀況。

無論是哪種情況，教學不該是每年一成不變地覆誦同樣的教材，因為每年的學生都不會相同，而學生的學術訓練與背景更是每年都會改變。

倘若如此，教授們怎能用同樣的方法來持續達到最佳的教學效果？還記得上第一門課的時候，對象是大四學生與研究生。

站上講台的第一天，一直在想該如何準備一個完整的開場白，該如何面對學生的問題，該如何將事理解釋到清楚的程度等等。

為了準備教材，自己重寫了一份講義。

主要操心之處在于，擔心準備的材料不足以應付每週三小時的課程，所以加入了學科內近期的發展與新的理論，結果學期結束時，發覺還有一些課題來不及教到，才暸解掌握上課進度是很重要的事。

另外，因為每門課的學生程度都不儘相同，如何教到讓大部分學生瞭解的程度，對我來說純粹是一門經驗科學。

上課講解方式如果是為了班上程度最好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跟不上而迷失。

如果是為了程度最差的學生，那麼大部分學生就會因為無聊而失去興趣。

如何掌握到班上大部分學生的程度，並且即時調整教學的方式，需要經驗來達成。

五、如何爭取研究計劃的經費？圖／StartupStockPhotos@Pixabay大學教授除了教書之外，還需要做研究。

在美國，研究經費的來源主要是聯邦政府的各部門（例如國家科學基金會，能源部，交通部，國防部等等），州政府，業界，以及私人基金會。

教授們向政府爭取經費的方式，通常是撰寫研究提案書（researchproposal），提交給政府各部門內掌管研究經費的官員審核。

各單位審核的方式不盡相同，通常的做法是，主管官員先召集一個由外部人士組成的評選委員會，然後委員會成員再經由評選審核，推薦應被核准的研究計劃書，而主管官員通常也仍保有最後的決策權。

換言之，倘若該主管官員主觀認為，經由委員會推薦的研究計劃書仍不夠水準，該官員還是可以決定不批准經費。

同時，即使研究計劃書被核准，但是申請的經費最後被打折扣的情況也常發生。

此外，有些研究單位（例如聯邦交通部）也會要求計劃申請人（教授），親自到政府單位做個研究報告，再決定是否批准申請的計劃。

各個單位的做法都不盡相同，美國政府在科研核獎機制方面，並無對聯邦各部門有統一的規範，更遑論各州級單位科研核獎機制的各行其政了。

圖／Akshay93@pixabay由於美國學術界與政府部門的規模，客觀審核的目標較容易達成，因為計劃申請人（教授）不可能認識所有的官員，反之亦然。

因為不認識人，所以只能客觀地從研究計劃書當中的內容來作決定。

這種制度適用于像美國這樣規模的國家，卻不適用於像台灣這樣的國家，因為台灣的學術圈太小，相互熟識的學者之間很可能互相審核研究計劃，最後就容易落入利益交換（這次我幫助你的計劃書通過，下次換你幫我）的結果。

一旦利益交換的情況發生，最後獲選的一定不是就內容而言最優秀計劃書，而會是有最多人情包袱的計劃書。

如此一來，整個科研核獎機制就失去功用，而納稅人的稅金就變成一群有關係的學者之間，彼此私相收授的囊中物。

當然，常此以往，一個國家的科研水準就永遠不會進步，也永遠無法跟其他先進國家競爭。

這也是為何香港的科研核獎機制，是採用委託外國學者來審核的方式，而不是由香港本地的學者彼此互相審核。

如果人都會有私心，就需要用制度來制衡。

從幾個學術界的弊案看來，在當今的社會中，「具有博士學位」這個條件再也無法當作高尚人格的完全保證，這是從事學術工作的學者們應該深刻謹惕的警訊。

我們當然不能用以偏概全的心態來看待整個學術界，但是學術界在一個國家與社會中的獨特角色（創造科技新知，培育技術人力，養成合格國民），可以讓一個不法學者的負面影響力遠遠超越個人。

同樣身為教育工作者的教授們，更應該在培養人才的專業訓練之外，用自身的行為彰顯人格教育的重要性。

六、總結圖／fietzfotos@Pixabay回顧自己從台灣製造到麻省理工的這段旅程，自己走的是一段與許多出國留學的人較為不同的路。

從技職體系到大學體系的轉換，看見了兩個體系的不同訓練，也看見兩個體系共同需要面對的挑戰。

到另一個國家求學，能讓自己看見過去想法的盲點，藉由不同的思考方式與做法，比較兩者之間的差異。

技職體系強調與特定職業結合的訓練，大學體系著重在相對全面性的教育。

然而，出了社會之後，不論是技職或是大學背景，在工作職務上的要求同樣沒有藉口。

技職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懂得理論，而大學畢業生不能說自己不善於實務。

在麻省理工的校徽裡，有一個工程師與一個學者並肩而立，象徵理論與實務的同等重要性。

在任何一個領域，所謂的專業，其實就是解決問題的能力，不論是動腦或動手。

麻省理工學院的校徽。

在國外，唸書與工作是兩回事。

作一個在國外求學的學生，生活的目標很簡單，就是把研究做好。

在波士頓遇到妻子，成家立業之後，生活的目標就變成工作與家庭的平衡。

在沒有台灣家人相伴的郊區家中，我們的美國夢除了在事業上的衝刺，也包括了在生活上的學習。

對自家房屋的維護與修繕，庭院的整理（夏天除草，秋天掃葉，以及冬天鏟雪），都變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如果說人生就是許多經歷的結合，出國唸書絕對會是一段讓人生變得精彩的過程。

更重要的是，這段過程會給你一張，親自看見與經歷世界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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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撰文｜陳子萱美術設計｜林洵安臺語歌曲，臺灣命運的寫照「愛拚啊才～會～贏～～～」人們熟悉的〈酒後的心聲〉、〈舞女〉、〈心事誰人知〉，其花俏轉音、顫音和悲涼哭腔，成為臺語老歌的基調。

但中研院臺灣史研究所陳培豐研究員發現，這種日式演歌的唱腔風格，並不是臺語歌曲的「傳統」，而是在二戰之後，臺灣人主動傾靠日本文化的結果。

「研之有物」專訪陳培豐，他將臺語歌謠視為「臺灣人的自畫像」，從中勾勒庶民社會對自身處境、歷史過往的理解。

臺語老歌的道地「氣口」「我也來到他鄉的這個省都，不過我是真打拚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經典的臺語歌曲〈媽媽請你也保重〉，不只臺語歌手葉啟田、蕭煌奇、洪榮宏，連S.H.E也唱過。

但不論是臺語唱將或偶像團體，若沒帶上濃濃的哭腔、轉音和連綿顫音，好像就少了原本的「那一味」。

這種「氣口」究竟何時開始？坊間常認為，臺語老歌滄桑悲涼的「日式演歌唱腔」，來自日本殖民時期的同化，但中研院研究員陳培豐不以為然。

不同於多數以歌詞為分析文本的歌曲研究，他從抽象的「唱腔」著手，耗時六年，完成《歌唱臺灣》一書。

陳培豐發現，日治時期的臺語歌謠，其實是以本土「歌仔調」唱腔為主；一直到戰後國民黨統治下，演歌風味的黏稠唱腔才出現，逐漸成為今日臺語歌曲的「傳統」。

1958年的〈媽媽請你也保重〉，翻唱自日文歌曲〈俺らは東京へ來たけれど〉（雖然我們來到了東京），唱出農村青年遠赴都市打拼的鄉愁，唱腔已融入大量轉音、顫音的演歌風格。

影片／YouTube戰前「閨怨女」，臺灣味的歌仔調1914年，亞洲第一座合乎標準的錄音室在東京現身，預告流行歌曲工業即將在日本如火如荼展開。

隨著殖民地身分，日本的新民謠運動也在1920-30年代，飄洋過海。

新民謠歌詞描寫臺灣事物，但多以日式曲調、日文傳唱，因此主要流傳在臺日人之間，僅是「專屬日本人的臺灣歌謠」。

對識字率不高的臺灣百姓而言，白話說唱、故事性豐富的臺語歌仔戲，才是正港的「流行歌」。

因此在1930年代之後，當臺灣人製作的臺語流行歌曲開始現身市場，唱片公司延攬藝旦與歌仔戲班來錄製唱片，打入了庶民生活。

流行歌曲工業的現代化物質基礎，包括唱片、資金、設備，也漸漸在島嶼落地生根。

當時的暢銷歌曲多是抒發「閨怨女」情懷，充滿對愛情的思慕與渴望。

例如〈望春風〉，即是由出身歌仔戲班的歌手純純一舉唱紅。

陳培豐指出，三零年代臺語歌的閨怨女形象，對於歌者與聽者，都頗有共鳴。

這些藝旦或出身歌仔戲班的歌者，多數生長於貧困、被送養與決定婚配，歌中那嚮往自由戀愛的閨怨女，如同自己的化身。

對於庶民聽眾，閨怨之情則反映出被殖民者渴盼自由的心情。

臺灣人民、底層歌女、歌詞人物，在日治時代的臺語流行歌曲中，共構交織出相似的生命情感。

戰前臺語流行歌曲的唱腔，則多為「歌仔調」，音節清脆、平直，因為以丹田發聲，充滿抑揚頓挫的顆粒感，曲風或演唱都保有濃厚的「臺灣味」；日式演歌唱法還未出現。

整體來看，戰前日式風格的新民謠，沒有直接影響臺語歌曲，「日本／知識菁英」與「臺灣庶民」仍為兩條平行線。

第一首臺灣人用臺灣話製作的臺灣流行歌曲是？以時間來看，第一首發行歌曲為1931年的〈烏貓行進曲〉，但1932年〈桃花泣血記〉搭配電影，傾訴自由戀愛的渴望，更受歡迎。

而戰前的臺語流行歌多半是傳統歌仔戲唱腔，清亮高昂、頓挫分明，每個音直接到位、不刻意轉音裝飾。

影片／YouTube純純堪稱是臺灣流行樂壇第一位天后。

她原本是歌仔戲班演員，後來被臺灣首家唱片公司「古倫美亞」延攬，錄製了多張臺語和日語唱片，唱紅多首1930-1940年代臺語經典流行歌，如〈望春風〉、〈雨夜花〉、〈跳舞時代〉、〈桃花泣血記〉等。

圖／Wikimedia戰後威權統治，演歌唱腔道出悔恨與悲情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

臺灣百姓歡天喜地，盼著重回「祖國」懷抱。

但人們始料未及，迎來的竟會是劇烈衝突與動盪不安。

接踵而來的語言政策、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土地改革，如同一場場大海嘯，島嶼宛若經歷另一場「再殖民」。

臺語流行歌的意象，也從日治時期的「閨怨女」，在戰後初期搖身一變成為「苦戀女」。

〈賣肉粽〉、〈收酒矸〉，唱出年輕人沒頭路、通膨率高漲的蕭條之景；〈苦戀歌〉，映射本省臺灣人被祖國「欺騙」、「拋棄」的悔恨之情。

〈望你早歸〉、〈安平追想曲〉、〈河邊春夢〉等苦戀的無奈，瀰漫於1945-1955時期的臺語歌，歌詞和社會集體情緒疊影互文。

陳培豐描述當中的意象轉折：「戰前是渴望自由戀愛不可得；戰後終於成就愛情了，結果卻是憧憬破滅，充滿被騙的悲傷心碎。

」戰後短短的十年內，臺語流行歌曲開始轉向模仿日式演歌唱腔，唱腔悲情滄桑、帶有大量轉音、顫音，反映出威權體制的重重禁錮下，人民轉而懷想起過往的時代。

「絲滑」、「黏稠」的連音，帶修飾性的轉音與顫音，這種悲情滄桑的唱腔基調，從此蔓延在臺語流行歌曲。

「亦日亦臺」的「港歌」唱腔，展現臺灣人的認同流動壓抑、悲情與茫茫不安的社會氛圍，除了來自威權統治，也和1950年代以後的土地改革有關。

「臺灣作為殖民地，近代化和工業化沒有被一起引入。

戰前的臺灣只進入近代化、工業程度低；一直到戰後大批農民被迫離鄉，這是臺灣人在歷史上的第一次經驗。

」陳培豐說。

大量農村子弟離開家鄉，走向工廠與都市，引發島內第一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

在這種背景下，臺語歌曲開始大量翻唱日本的「港歌」，同時也以自創方式推出〈港都夜雨〉等作品，象徵青年離鄉的漂泊無依。

對於當時的本省青年來說，戰後初期歷經被國家「欺騙」的各種無奈——政治、族群階層上遭受打壓；禁說方言政策下，被迫成為「失語的一代」；因為三七五減租、耕者有其田，只能離鄉討生活。

農村子弟漂浪都市的滄桑，都藉由港歌裡的大海茫茫、路途迢迢，表露無遺。

然而，為何當時流行樂會取用海港做為意象，而不是城際遷移依靠的公車或火車？陳培豐解釋，出航和大海帶有濃厚的疏離、阻隔與漂泊感，以「海港」挪用作為文化符碼，更能戲劇化營造出「有家難返」的困境，引發社會共鳴。

翻唱港歌的風潮下，開始出現大量男性歌手粉墨登場；歌曲場景從閨怨的「室內」，轉為海港「室外」。

日治時期的流行歌曲如〈望春風〉、〈雨夜花〉被冠上「臺灣民謠」稱號，重新錄製發行，但唱腔也逐漸融入演歌味。

臺語流行歌曲隨著不同歌曲類型，出現濃淡不一的演歌唱腔。

陳培豐指出，戰後大量翻唱日本老歌，以及「亦日亦臺」的唱腔形成，透露出人們情感上追懷、寄情於昔日政權，透過流行文化上形塑出共同體。

流行歌曲成為本省人重新定義我群的方式。

以基隆港為背景的〈港都夜雨〉，唱出孤身前往都市打拚的無依，以及威權體制下「沒有未來」的茫茫感。

影片／YouTube我口唱我心，中下階級的悲苦與時代記憶流行歌樂不僅僅只是娛樂，還乘載了庶民百姓的集體記憶，彷若一個時代的紀實寫真。

1960年代，臺語歌的「再日本化」來到巔峰。

當時，臺日兩國同樣步入高速經濟成長，社會發展軌跡相似。

日本「望鄉演歌」訴說離鄉子弟的鄉愁，在臺灣大量被翻唱。

〈孤女的願望〉、〈媽媽請你也保重〉、〈黃昏的故鄉〉，一首首至今仍膾炙人口的臺語歌，如同一頁勞工奮鬥詩篇，刻劃本省籍農村男女隻身離鄉打拚的孤苦不安。

但陳培豐強調，臺語歌並非全盤復刻、抄襲日本曲調，而是在重新填詞下，經歷文化內化與再詮釋，甚至比原曲更為滄桑。

因為，相較於日本青年有「集團就職」，系統性將農村勞動力輸出至都市；臺灣農村青年則各自踏入看似充滿機會的大城市，實際上卻常陷於自生自滅的悲涼處境。

翻唱自日本的望鄉演歌，多半比原曲更悲涼，反映臺日青年的不同處境。

臺語流行歌手會加上絲滑感的轉音、顫音，融入日式演歌唱腔，這種亦臺亦日的唱腔，逐漸成為臺語歌曲典範。

影片／YouTube綜觀來看，在本土化、民主化之前，本省臺灣人親身經歷了島嶼的滿目瘡痍。

無法「我手寫我口」的底層人民，沒有太多工具寄託情感，臺語流行音樂承接了彼時社會文化的困境，折射出無數勞動庶民的悲苦，成為本省中下階級的時代紀錄。

「他們只能把舌頭當作表達靈魂的工具。

」陳培豐感歎。

悲涼滄桑的臺語唱腔，反映的是臺灣戰後經濟上工業化與都市化、政治上再殖民化的社會變遷。

可以說，臺語老歌不只是本省人的音樂文化，更是當時中下階級、社會邊緣人、失語世代的自畫像。

臺語老歌很「俗」？國家與知識菁英的品味界定「這是一種『社會音樂』，唱出社會底層的世界，在他們最孤苦無依的時候，陪伴許多庶民百姓。

」陳培豐這麼解讀：「我們覺得很『俗』，也正是因為臺語歌就是在中下底層間生成。

」俗在於歌曲唱出的庶民滄桑。

但陳培豐也指出，主流對品味雅俗的界定，正是臺語歌被知識份子和當權者的長期邊緣化結果。

戰前的流行歌曲工業為殖民者移植的現代產物，臺灣因缺乏現代設備，許多音樂人只能渡海赴日錄製。

但這批日本現代音樂的引入者，包括左派知識份子，一心傾慕殖民母國的現代化，汲汲營營透過歌謠教化大眾。

最終知識菁英陷入「落後」與「進步」的二分思維，一邊高舉摩登啓蒙音樂之大旗來教育庶民，一邊批判臺語歌謠庸俗，與群眾越離越遠。

「很多人以為戰前的知識份子都在唱〈雨夜花〉，」陳培豐説：「實際上不是，他們欣賞的是西洋古典或日本音樂，菁英和庶民是兩個平行時空。

」而來到戰後，臺語歌曲則遭遇當權者的文化圍剿。

1960年代，臺語歌幾乎被全面驅逐出主流媒體。

歌手必須經過證照考試，才有資格登上電視，但考試指定曲不會有臺語歌，且多是節奏快速的進行曲，不利唱腔綿延的臺語歌手發揮。

最終，「歌星證」制度等同對臺語唱腔宣判死刑，也界定了由國家規範的「好歌」美學定義。

臺語歌的存續，本身就具有反叛意義綜觀戰前戰後，臺語流行歌曲如同一部勞農階級的簡史——進城打拼的農村子弟、流離遷徙的苦力勞工、忍受資方剝削的工廠女工⋯⋯都可以在歌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它的唱腔轉變，反映著戰前戰後臺灣人如何調適、改變與自我描繪；它的滄桑悲涼，映射出被工業化與再殖民化歷程拋下的庶民心聲。

在知識份子拿起筆，以「我手寫我口」抵抗威權與不公之前，本土中下階層百姓，便以「我口唱我心」，用最原始的抒唱、最悲涼的唱腔，道出自己與這座島嶼的辛酸血淚。

「不管是戰前或戰後，臺語歌始終在知識菁英與國家權力的藐視下掙扎。

但它一直以最親切直接的方式，擁抱跟自己一樣被邊緣化的社會底層。

」陳培豐語帶感性地說：如果我們不知道臺語歌一路走來有多心酸艱苦，就會用知識階級的眼光、品味，持續誤解和歧視它。

「那些默默打拚努力的人，出外人、艱苦人、做工人、舞女、行船人，他們一直存在，卻長期被社會主流忽視，我想為他們寫一部歷史。

」臺語歌曲內涵來自底層人民強韌的生命力，陳培豐耗費六年完成《歌唱臺灣》，期盼以臺語流行歌曲銘刻的時代記憶，貼近理解被主流歷史輕忽、鄙視的無名庶民。

圖／陳培豐數感宇宙探索課程，現正募資中！相關標籤：台語日治時期日語歌仔戲流行歌演歌老歌熱門標籤：大麻量子力學CT值女科學家後遺症快篩時間文章難易度剛好太難所有討論 2登入與大家一起討論#1fierycloud2022/01/19回覆被這篇一提，所以可能不少是，戰時能留在日本的各殖民地地主家庭菁英被遣送回原鄉，然後地主家庭土地又被重分配的狀況?因為其實當時的藝術創作與教育，也是頂層消費?否則，分到地主土地的佃農，其實應該是多數?#2windmill2022/01/19回覆我喜歡聽《思慕的人》，尤其是五月天阿信翻唱版本。

研之有物│中央研究院17篇文章・ 7位粉絲＋追蹤研之有物，取諧音自「言之有物」，出處為《周易·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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